本文整理自克里尚·库马尔著《千年帝国史》（中信出版集团年6月），本文获出版社授权发布。
对于奥斯曼中后期的历史，人们提出许多杰出的见解来挑战广为接受的结论，之后的讨论将从这些新的观点出发展开。然而，我们缺少像古典时期研究那样的综合论述，来讨论帝国最后年间的基本形态和属性。相反，许多新近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关于帝国早期历史的表述如何改变，针对帝国晚期历史的传统叙述依然是准确的。
这些论述的核心在于，在17世纪或更早的时期，奥斯曼帝国经历的一次根本性的转型，导致帝国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那么这些改变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为之后帝国的衰落种下隐患，帝国末期尝试各种方式凝聚士气民心，以抵抗强大的外部力量。我们将看到帝国最后年经历的是一场持续又缓慢的衰落，偶尔出现气象一新的改革，最后却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直至帝国最后灭亡。
这样的论述中尚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即—年塞利姆一世打败埃及的马穆鲁克，随后吞并埃及、叙利亚和汉志等阿拉伯领地，这对于帝国的影响究竟有多深远？年，在苏莱曼一世的领导下，帝国征服了伊拉克。奥斯曼帝国几乎一次性收复了几大伊斯兰城市——开罗、大马士革和巴格达，还有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从少数族群变成绝对多数。他们成为继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法蒂玛王朝之后，又一伟大的伊斯兰文化与传统的继任者。学者、官员和行商从阿拉伯地区来到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奥斯曼城市，比如布尔萨和埃迪尔内。奥斯曼还是圣地的守护者，保护着前往麦加和麦地那的朝圣者的安全。从苏莱曼一世（—）开始，奥斯曼苏丹继承了哈里发的称号，他们成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
毫不意外，很多学者将这样的变化视作影响深远的帝国“伊斯兰化”，在各个方面都颠覆了此前宗教折中主义和合一主义的做法。希思·劳里曾经有力地反驳伊斯兰奥斯曼起源于圣战士集团的假说，他认为征服阿拉伯才意味着帝国走上发展的新道路。
奥斯曼最终演变成古典的伊斯兰王朝，并未发生在帝国肇始阶段，而是16世纪最后20年帝国征服、吞并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结果。因此，有着数个世纪传统的伊斯兰官僚系统附加在了一个之前生气勃勃、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多文化的政治实体之上。从这个角度看，究竟是谁征服了谁，有待讨论。
我们还看到，奥斯曼帝国转向伊斯兰教还受到了15世纪早期伊朗萨法维王朝复兴的影响。奥斯曼帝国的东侧现在出现了一个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敌人，成为帝国未来向东扩张不可逾越的屏障。更重要的是，伊朗萨法维王朝属于伊斯兰什叶派，与奥斯曼帝国的逊尼派针锋相对。这对奥斯曼部分臣民颇具吸引力，特别是安纳托利亚半岛东部的土库曼游牧部落。此时他们在帝国的东部找到了靠山。在伊朗的支持下，不少什叶派教徒起兵叛乱，其中的“红头军”曾在15—16世纪多次撼动帝国的根基。一般认为直到年萨法维王朝覆灭，什叶派伊朗比起西方的基督教力量，对奥斯曼帝国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帝国面对这样的威胁，最自然的反应便是强化自身的伊斯兰正当性。帝国不得不强调作为伊斯兰教正统逊尼派守护者的资格，而反对什叶派异端。帝国无法再以轻松宽容的姿态看待自己的宗教身份。必须以最清晰的方式阐明穆斯林的立场，不给任何异端邪说和故态复萌留下空间。结果便是在理解和实施伊斯兰教教义时越发狭隘，同时在界定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族群时更为严格。
没人能否定奥斯曼帝国伊斯兰身份的重要性。对于某些人，比如伯纳德·刘易斯而言，从一开始伊斯兰教就是帝国的标志。他说：“从诞生到终结，奥斯曼帝国致力于伊斯兰力量与信仰的传播与守护。”奥斯曼人征服阿拉伯更是明证：“对于奥斯曼土耳其，这个帝国将伊斯兰教诞生地囊括进来，它就是伊斯兰教的全部。”
这些关于帝国早期的说法较为夸张。关键在于帝国是否真的发生了改变，16世纪征服和兼并伊斯兰地区是否从根本上让奥斯曼社会转向。我们必须看到，帝国强调了苏丹作为哈里发和真理捍卫者的角色，这是一个合适的选择，是出于务实的考虑。作为官方学说的宗教理论的诸多规定，实际上很少认真履行，有的教条甚至可以更改。但如果严格强调帝国的伊斯兰身份，将有助于与什叶派伊朗的斗争以及对其他异端的反击，那不妨就采取这样的做法。如果激怒了非穆斯林，帝国或许会对其伊斯兰属性避而不提，就像在19世纪的改革时期那样。
帝国的统治者对表明伊斯兰身份如此谨慎还有其他的原因。18—19世纪，奥斯曼帝国逐渐对西方开放，程度非常彻底。奥斯曼与西方的思想与人员的交流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奥斯曼的外交官与旅行者开始报道西欧社会最新的思想与政策。西方旅行家和学者同样开始撰写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著作，这在某种意义上消减了之前几个世纪奥斯曼在欧洲人心目中的不良印象。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作为旅行者、外交官，或纯粹出于好奇的游客，比如著名的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出现在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阿勒颇的街头。
最重要的是，奥斯曼政治家开始敏锐地意识到，在经济、科技的发展，以及军事、市政建设方面，奥斯曼远远落后于西方。如果帝国还希望生存，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革。“现代化”即便不是偏好，也得成为奥斯曼政府的目标。相应地，“欧洲病夫”“东方问题”这类暗示奥斯曼解体的说法也开始进入西欧政治家的视野，并且开始影响其政策。之前奥斯曼因为危机而产生焦虑并且受到刺激，希望成为具有威胁又充满活力的大国，但奥斯曼帝国越来越像孟德斯鸠所说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社会静止，落后腐败，缺乏进步的一切要素。
此时不是坚持帝国的伊斯兰属性的时候。世俗化的浪潮影响了西欧的精英，也波及奥斯曼的精英。博学、优雅、具有世界视野的奥斯曼外交官和旅行者带来了欧洲上流社会的沙龙。面向精英的加拉塔萨雷中学采用法语教学，毕业生被推荐到翻译局，该机构设立于年，用来取代被希腊人垄断的翻译机构，也是学习欧洲语言和文化的基地。对于精英而言，宗教是“土耳其人”或巴尔干的农民才关心的事情，不属于受过教育的奥斯曼精英。在中央政府，职业官僚开始质疑宗教领袖——乌理玛掌握权力的合法性，这也使后者开始和苏丹禁卫军组建各种缺乏计划的联盟。只有到了19世纪，失去大量欧洲行省之后，帝国上下，或者说是苏丹才开始认为强化穆斯林的身份是明智的；但很明显这引发了臣民的不满（尤其是穆斯林），也对摆脱帝国当前的困境毫无助益。总体而言，在“麦加与欧洲”的决战中，麦加代表的伊斯兰势力并不总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必须注意奥斯曼帝国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国家与社会都需要具备纯洁又天然的伊斯兰属性。事实确实如此，帝国制定了一系列由苏丹颁订的世俗法规，与神圣的伊斯兰教教法并行，甚至通常处于高于教法的位置。通过世俗法规，奥斯曼政府和国家才得以管控这片领土，正如哈里尔·伊纳尔哲克所说，“法典是奥斯曼独裁专权的奠基石”。梅廷·昆特说，早在15世纪初，苏丹法典的颁布成为帝国社会制度的关键，“苏丹的法典，从未引用伊斯兰教教法；完全不在教法的领域；在某些方面，特别针对刑法的某些条款，法典坚决取代了教法”。苏丹的律法，即所谓法典表达了帝国特有的“内亚”和奥斯曼的属性。其中的律例来自“奥斯曼法律与传统”或“奥斯曼习惯法”。法律的制定让帝国能够更灵活地适应在漫长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与挑战。同时，新的法律出台也说明，成形于8世纪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教法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已不再适用于多信仰、多文化，而且还在试图成为历史上最伟大帝国的奥斯曼帝国。苏莱曼的伟大创举之一是他成功地融合了伊斯兰的教法与苏丹的法典。
由苏丹法典衍生出了一系列极具奥斯曼特色的制度。包括部分基于德米舍梅制度的帝国官僚奴隶制，本身也是伊斯兰教教法的衍生品。法典还规范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两者界限严格按照功能划分，统治者发挥职能、收取佣金，被统治者承担税负。因此宗教差异并不是重点，统治者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而在早期的被统治者中也有这两类族群。此种制度与伊斯兰教教法不同，教法对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做了严格区分，成为社会最基本，甚至唯一的准则。
如果严格考察起来，在伊斯兰教教法之外，还有两项关键的奥斯曼制度。其中之一是瓦克夫制度，即以宗教或慈善的理由永久授予土地或其他奖励。这是伊斯兰教的传统做法，但通过皇室授予产权，奥斯曼人将这一制度广泛应用于世俗目的，包括集市、桥梁和商队旅馆的建造。另一项是提马尔制度，即奥斯曼授权部分官员在特定的采邑向其臣民征税。奥斯曼骑兵就是所谓的西帕希——拥有军事采邑的提马尔，他们的权利与福祉常被视作帝国整体国力的指标。
瓦克夫或提马尔制度，就像奴隶或者德米舍梅制度一样，完全遵循苏丹法典。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苏丹法典意识”觉醒，开始与伊斯兰教教法竞争帝国最重要的法律的位置。因此，帝国议会的总理、早期苏丹法典的深度参与者，在现代文献中被称为“法典穆夫提”，与最高教法解说人主穆夫提以及宗教领袖乌理玛并列。“在苏丹法典的概念中，帝国的崇高地位好比神圣的教法，因此法典的说明官也要和最高宗教领袖相当”。也许对于今天的土耳其人而言，伟大的苏丹苏莱曼一世更为人所知的名号是“立法者”，而非在西方更普遍的“苏莱曼大帝”。
苏丹法典的重要性，以及法典在淡化奥斯曼政权纯粹的伊斯兰属性方面的作用，极易让人联想到“衰亡”的主题，这几乎是奥斯曼最为人所知的特征，也是西方自此对奥斯曼帝国所做出的评鉴。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末的一个世纪里，文献中开始提到帝国的衰落，苏丹和他的顾问开始轻率地无视苏丹法典，因此造成奥斯曼中央制度的腐败与衰落。而吞并阿拉伯地区之后导致的宗教倾向，更是严重破坏了奥斯曼帝国的根基。
伯纳德·刘易斯提出，“在帝国鼎盛时期，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争论帝国是否开始衰落”。大约在塞利姆一世（—年在位），特别是苏莱曼一世取得惊天战功之后，一些官员和学者，最著名的有吕菲特帕夏、塔里基扎德、库楚贝伊、切莱比、穆斯塔法·阿里，都开始反省并直指帝国腐败和衰弱的根源，他们怀着程度不同的自信向苏丹提出如何修补这些弊病的建议。在此期间，苏莱曼大帝的统治独树一帜，被视作帝国的黄金时代，也是奥斯曼帝国的顶峰。当然，不少作家采用在其他帝国也存在过的、带有“衰亡”色彩的忧伤风格，表达了前进的方向只能是衰落、奥斯曼帝国注定解体的观点。但也有人坚信，通过不懈的努力，帝国将扭转颓势，回到过去健康向上的发展轨道上。
他们认为，改革者在苏丹法典的框架下建立起秩序。连续几任苏丹，所谓“开国十君”，从早期的奥斯曼到“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再到立法者苏莱曼大帝已经奠定了奥斯曼的政治基础，无论是对外扩张还是帝国内部的发展都井然有序。这一古典体系被称为“古代传统”或“习惯法”，也应当被用作今天的政策制定的参照标准。而如今开始衰败的正是帝国的这种政治秩序。
这类早期论述中的不满情绪被后人反复引述成为典型，而西方政治评论家和学者对这些奥斯曼本土作家的观点全盘接收。此外，他们认为德米舍梅制度也开始衰落，本土穆斯林占据了苏丹禁卫军及其他职位，包括帝国的大维齐尔，而此前这些职位是由基督教家庭出身的人担任。对大多数人而言，这导致家族纽带高于个人能力。类似的变化开始腐蚀提马尔制度。提马尔制度不再保护和支持西帕希，正是这些拥有土地的骑兵及其子弟构成了各行省强大的驻军。而现在，提马尔制度受到政府上层和宫廷势力干涉，同时受到底层农民的反抗。于是，后苏莱曼时代的军队出现重大危机。假如苏丹法典能将提马尔制度合法化，拥有土地的骑兵部队将再度发展壮大，而帝国也一定会重获一支强大的军队。
部分评论家认为，还出现了一些背离古典奥斯曼习惯的做法。比如弑兄传统，即苏丹会在继位之际杀死其他兄弟，避免之后的王位争斗，这一做法在16世纪晚期被长子继承制取代，奥斯曼家族的王位从此授予年纪最长的男性后裔。苏莱曼一世之后的几任苏丹都体弱无能，而因为惧怕其兄弟谋反，苏丹反而会采取更加肆意残暴的手段，于是许多人都认为新的做法反而更糟。带来的后果之一是苏丹的权威被削弱，因为苏丹长期躲在宫墙之后，大权已落入宫廷其他派系手中。王子也不再作为总督派到地方行省锻炼，而是被囚禁在托普卡帕宫的“牢笼”之中，同时要面对工于心计的后宫妃子和其他势力的谋害。此外，苏丹不再和外国君主的女儿联姻，而是效仿苏莱曼一世与许蕾姆的先例，挑选自己偏爱的妃子，从而加剧了后宫的阴谋争斗，君主的妃子对其子嗣寄予厚望。“危险”的后宫制度引发了大量不满，造成后宫和黑奴宦官专权。苏丹统治变得软弱，出现“女性化”倾向，特别在塞利姆二世（—年在位）之后，很少有苏丹会统领军队，御驾亲征。
自此，财政和行政上的情况也开始恶化。最重要的是包税制的发展，国家提高税负以满足各种需求，包括扩充军费。新的战斗模式需要加强陆军建设，以取代骑兵。为了贴补禁卫军和其他陆军兵种，提马尔制度转变为包税制，此举尤其引起了改革派的不安。包税制的普及导致了中央政府的衰落，却巩固了行省和地方管理者的权力。包税制催生出新的统治阶级或地方贵族。所谓“地方领主的时代”，特别是在18世纪，标志着奥斯曼政府的重大危机，表现为年地方贵族与中央政府达成的《行为协定》，以及紧随而来的地方领主叛乱。
帝国内部的腐败与帝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明显衰败互相印证。在16世纪早期塞利姆一世和苏莱曼一世取得赫赫战功之后，奥斯曼在勒班陀海战（）大败被西方各国认为是奥斯曼由盛转衰的拐点，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一片欢欣鼓舞。在大维齐尔柯普吕律的领导下，17世纪中晚期，帝国迎来一段整顿与稳定期，但接下来就是第二次围攻维也纳（）落败以及与神圣同盟（—）作战失利。最终给奥斯曼带来致命打击的是《卡尔洛维茨条约》（），奥斯曼帝国被迫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割让给哈布斯堡王朝。
18世纪，俄国取代哈布斯堡王朝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头号对手。帝国也有不少与之交手失败的记录，主要是年克里米亚被俄国吞并，这在《库楚克开纳吉和约》中被承认，进一步羞辱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政府被迫接受了俄国隐约其词的条款，即俄国“有权保护”奥斯曼境内的基督徒。奥斯曼的衰落还和年拿破仑征服埃及有关，在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埃及行省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开始起兵叛乱。
我们在此不必仔细检视这段漫长的衰落史的细节，这被认为是立国三个世纪的辉煌显赫的忧伤尾曲。但有几点需要强调。首先，所有的帝国都会经历各自的“困难时期”，甚至不止一个。对于罗马，那发生在3世纪；对于西班牙和俄国，和奥斯曼一样，都发生在17世纪；对于哈布斯堡王朝，发生在18世纪。但这并不会阻挡改革、重塑和复兴的脚步，如果唯独奥斯曼帝国不符合这样的模式反倒令人奇怪了。帝国继续“生存”了三个世纪，当然“生存”一词值得玩味，因为帝国国运延续到了20世纪，用衰落来概括这段历史是值得商榷的。
其次，帝国的衰落史当然是奥斯曼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它建立在几乎一成不变的16—17世纪后苏莱曼大帝改革时期的档案文献基础之上。这批材料当然关键，揭示了很多奥斯曼人在当时局势下的反应。但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文字存在的文学性，对前人说法的盲信与照搬，以及带有情绪和偏见的修辞手法。几乎很难靠这批材料勾勒出当时奥斯曼帝国完整客观的全景图。而今天，很多论述依然在重复这些论调，几乎一字不变，我们需要警惕，不要过于从字面意义出发理解当代研究者的这类论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意识到不少新近研究已经彻底改变了对奥斯曼最后年历史的认识。这些观点忽略或质疑衰落的说法，将焦点集中在奥斯曼政府和社会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和国际局势中应付挑战。这样的观念当然也只说出了部分真相，但的确突出了帝国政府主导的几次关键的改革运动。在有关奥斯曼帝国的研究中，更引人注意的是持续的变革及其取得的成功。假如帝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最后屈服于战争和革命的压力，奥斯曼帝国依然更具活力。一战之后形成的所谓“帝国的余烬”，有着各种各样的成因。帝国的终结绝非由某个单一的缺陷直接导致。
修正主义学者反而提供了更合理的奥斯曼“衰亡史”的版本，他们认为整顿与改革就是帝国衰落失败的迹象。尽管德米舍梅制度最终被废止，但没有证据表明这曾引起过“穆斯林动乱”，对抗之前非穆斯林占据政府职位的做法。非穆斯林在18世纪之后仍在奥斯曼政府高层任职（正如穆斯林在苏莱曼大帝之前也会出任政府高层一样），甚至任职大维齐尔。诺曼·伊兹科维兹认为，总体上，18世纪，宗教信仰不再是任命大维齐尔、地方行省总督、高级军事将领的参照标准。个人的“职业路径”将是更重要的考核标准，由在官僚系统、军队和宗教机构中的专业程度和工作表现，以及家族在这些领域的影响力决定。即便我们想把帝国的衰退归因于“伊斯兰化”，我们也会发现政府高层并没有出现伊斯兰化的倾向，反而世俗化和专业化的程度有所加强。
地方贵族的发迹导致帝国的衰弱与分权，这一说法近年来已颇受争议。然而，当时的情况更像是精英找到了新的位置，开始与宫廷争夺权力，但中央政府并未完全丧失控制。包税制和更加商业化的社会塑造了“新奥斯曼人”，他们出身传统家庭，目光依然锁定在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军队和官僚系统，而无意加强地方行省的权力并以此对抗中央。此外传统的精英和新奥斯曼人一样，积极争取包税制的资格，他们凭借在政府中的人脉最终如愿。而且，他们掌控分配包税区域的竞标活动，获得了比地方贵族更丰厚的财政资助。我们很清楚，“私有化”和“去中心化”与中央集权并不完全对立，相反有助于组建现代政府：中央集权下的“非传统的现代化”是西方很多专制国家的标志。
奥斯曼帝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挫败与蒙羞也不再那么触目惊心。勒班陀海战的失败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这场战争标志着地中海帆船海战时代的结束，当然也让被奥斯曼多次打败的基督教徒首尝胜利的喜悦。但对于奥斯曼人来说，这不过是一次小小的失利。帝国海军在装备了更为强大先进的舰队后，几年内就重塑辉煌。更重要的是，这次失利换来了不小的收获。年，马耳他被围攻；年，奥斯曼人占领希俄斯岛，年，即勒班陀海战的同年，奥斯曼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塞浦路斯——这两座岛屿曾经引发了激烈的争斗。年，特里波利被攻陷，年和年突尼斯两度失守，这使奥斯曼确立了在北非沿岸的统治地位，挫败了西班牙人对该区域的野心。年，奥斯曼人在阿卡萨城堡击败葡萄牙人；年西班牙乘势兼并葡萄牙，削弱了葡萄牙对印度洋的控制，这种控制曾一度威胁到奥斯曼东部的贸易。年，西班牙与奥斯曼正式缔结和平协议。两个地缘政治大国的盟约正式形成，随着威尼斯人被挤出东地中海，伊比利亚牢牢掌控在欧洲人的手中，这让奥斯曼人毫无争议地称为北非和黎凡特地区的霸主。
年，克里特岛落入奥斯曼人之手，自此，除了马耳他，奥斯曼人将地中海岛屿尽收囊中。年，乌克兰也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苏丹穆罕默德四世御驾亲征，奥斯曼军队深入波兰—立陶宛，于年在波兰波多里亚建立了奥斯曼行省卡门内茨，并且威胁波兰国王接受奥斯曼的封臣。有人认为，在勒班陀之战后奥斯曼人便放弃了在欧洲的扩张计划，此时下结论为时尚早，年奥斯曼人几乎攻陷维也纳就说明了这一点。
即使在《卡尔洛维茨条约》（）签订后，匈牙利割让给了哈布斯堡王朝，这对奥斯曼帝国来说也并非灭顶之灾。俄国在彼得大帝的领导下开始了与奥斯曼帝国的正面冲突，但在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被奥斯曼人重创。贝尔格莱德的要塞，曾经被哈布斯堡王朝在年夺走，年和—年又两度被奥斯曼人夺回；其他割让给哈布斯堡王朝的地区，如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割让给俄国的领土（亚速和其他黑海堡垒），在18世纪末被奥斯曼人悉数收回。希腊行省摩里亚在—年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回，并且维系了一个世纪。奥斯曼的北非各行省马格利布，在18世纪依然被帝国牢牢把控。要知道，除了在《库楚克开纳吉和约》中丧失的领土，奥斯曼在18世纪没有遭受重大的损失，所谓“欧洲病夫”更是无从谈起。
对于奥斯曼人而言，影响更重大的或许是年伊朗萨法维王朝的覆灭，这让奥斯曼和俄国都有机会侵吞伊朗领土，也给了奥斯曼帝国急需的喘息机会。虽然这种说法有些马后炮的嫌疑，但《卡尔洛维茨条约》的确是奥斯曼命运的转捩点。18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正加速融入欧洲国家体系，上演着联盟、背叛和成功的戏码，与当时其他国家的做法并无二致。
这之后，与俄国的战端（—）再起，导致了羞辱性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的签订，奥斯曼帝国丢掉了克里米亚。此战还暴露出奥斯曼行政体制和军事技术的积弊，与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暴露出的一样。但在这些毫无争议的事实之外，我们要注意奥斯曼人对这些体制缺陷早已警觉，正在努力地革新改善。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实行了更加激进的改革措施，并且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不过这些艰辛的尝试未能拯救帝国，俄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同时期的改革似乎也没有奏效。然而奥斯曼年的“衰落史”似乎没有其他先例可循，好像奥斯曼帝国自16世纪末就注定要衰败。为什么事情发展成这样？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在讨论这类话题时，学术界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判断标准。
描绘跨越千年的帝国全景图
深度解读帝国统治者和民众的关系
巴林顿·摩尔图书奖得主作品
《千年帝国史》
作者：[美]克里尚·库马尔（KrishanKumar）
译者：石炜
出版时间：中信出版集团年6月
页数:定价：88.00元
编辑推荐
1.巴林顿·摩尔图书奖（比较史学奖项）得主作品，再现五大帝国的兴衰历程，以及统治者和民众、多民族间的历史纠葛。
2.本书所涉及的大国之间的关系、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反省当今迫切的政治议题的一面镜子，甚至可能关系到新的世界秩序。
内容简介
世界史就是一部帝国史。已经消失或存续至今的诸多帝国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大走向。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深层变化更是让帝国具有了当代价值。
美国知名学者克里尚·库马尔在《千年帝国史》中描绘了一幅跨越千年的帝国全景图，他从罗马帝国切入，剖析了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五大帝国，这些帝国都自认肩负着普世文明的使命，并为之奋斗、纠结。库马尔试图从新的视角解读帝国的统治者和民众，他们如何为帝国统治寻找正当性，他们如何认识自我，以及帝国统治者在建立普世的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如何留下了与当今世界息息相关的多元化的政治遗产。
与大多数介绍帝国发展历程的作品不同，这本书重点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公益抗白北京哪家医院白癜风治疗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