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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耶路撒冷学派”

与犹太民族主义史学的构建

内容提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受过欧洲现代学术训练的犹太学者群体移居巴勒斯坦，他们对犹太历史进行了浪漫化的解读，从而形成所谓的“巴勒斯坦中心史观”：强调犹太人是一个连续统一的民族有机体；主张以巴勒斯坦故土为中心重新解释犹太历史；淡化乃至否定流散地，把流散时代当作介于古代辉煌与现代复兴之间的中间期；同时，忽略和抹除阿拉伯人在当地的痕迹。这批被称为“耶路撒冷学派”的学者群体主要集中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在建国前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以色列各级教育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对以色列的国民历史意识和大屠杀记忆的形塑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耶路撒冷学派”为犹太人在故土重构民族身份和创建现代国家提供了关键的学术支撑，但它也存在一些内在的缺陷。关键词耶路撒冷学派犹太复国主义民族主义史学巴勒斯坦中心史观大屠杀记忆

　　进入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犹太世界发生的一场空前变革就是，在现代反犹主义的迫害下，许多欧洲犹太人响应犹太复国主义的号召，开始集体移居本民族的精神故土——巴勒斯坦。返回故土的犹太人，渴望建立一个西方式的现代民族国家，因而要求具有完备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组织结构。在此空前巨变之下，以追求“正常化”为目标的犹太认同之焦点从“宗教性”转向“民族性”，正如雅各·塔尔蒙所说，“上帝在18世纪的死亡导致了许多人寻求宗教之外的集体认同焦点……一个重要的替代物就是对于民族的想象”。

　　在这一时期移居巴勒斯坦的大批犹太人中间包括不少历史学者，这批学者在现代犹太民族认同构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耶路撒冷学派”(JerusalemSchool)。该学派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色列建国前后成为官方的正统历史叙述，塑造和影响了两三代以色列人的国民历史意识，其影响直到20世纪90年代受到后犹太复国主义的冲击才逐渐减弱。然而，“耶路撒冷学派”的重要影响与其受到的 　　作为20世纪以色列最重要的史学流派，“耶路撒冷学派”主导了以色列官方的历史叙述，其影响超出了学术界，而在整个以色列社会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尤其在现代犹太民族国家构建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作为一个深受欧洲现代学术训练影响的学者群体，“耶路撒冷学派”如何将欧洲的学术理想与巴勒斯坦的实际相协调？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该学派从哪些方面对犹太历史观念进行了革新？该学派构建的历史观念是如何实践和推广的，以及在哪些方面形塑了以色列的国民历史意识？更进一步说，学术理性与民族情感之间存在何种复杂的关系？本文拟以“耶路撒冷学派”学者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该群体的学术渊源及其犹太民族主义史学观念，进而分析这一史学观念在以色列建国后的实践、推广及其存在的缺陷，以此为案例来窥探历史学者与现代民族认同构建之间的内在关系。一、“耶路撒冷学派”学者群体及其学术经历

　　在19世纪初的欧洲，解放后的犹太人通常被阻挡在大学教育之外而只能进入犹太宗教学院学习，这种状况到19世纪末才有所改观，但犹太人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仍受到许多限制和歧视。基于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愿景和梦想之一是在民族故土建立一所“犹太民族的大学”(UniversityoftheJewishPeople)。随着大批犹太移民前往巴勒斯坦，犹太高等教育机构也在当地发展起来。年7月24日，希伯来大学(theHebrewUniversityofJerusalem)在耶路撒冷的斯科普斯山正式奠基；年4月1日，希伯来大学举行开办典礼，一开始设有微生物、化学和犹太研究三个研究所，它主要有两大目标：一是致力于成为自然科学和医学的研究中心，以科学技术促进以色列地的复兴；二是致力于成为希伯来传统学术的中心，加强人文学科尤其是犹太研究。其中，成立于年底的希伯来大学犹太研究所(InstituteofJewishStudies)具有特殊的意义，标志着现代犹太学术在民族故土的正式扎根。希伯来大学第一任校长犹大·马格内斯(JudahLeonMagnes)将该研究所称为“一处神圣的场所，可以毫无担心和憎恨地进行学习与教授自圣经时代以来的犹太教知识的圣所”；“我们为追求纯科学的理想欢欣鼓舞，世界上没有比耶路撒冷更适合学习托拉(即犹太学术)的场所”。

　　新成立的希伯来大学犹太研究所提倡托拉与科学并举，一方面致力于促进祖先民族传统与故土的新联系，另一方面努力确保客观、科学研究的标准。以该研究所为中心，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犹太研究学者，主要的代表有：伊扎克·贝尔(YitzhakBaer，-)、本·锡安·迪努尔(BenZionDinur，-)、格肖姆·肖勒姆(GershomScholem，-)、约瑟夫·克劳斯勒(JosephG.Klausner，-)、以西结·考夫曼(YehezkelKaufmann，-)等。这批学者强调以崭新的视角审视犹太历史，通常被称为“耶路撒冷学派”；它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称谓，指称以巴勒斯坦中心来研究犹太历史的学者群。这一术语最初在年由来自加利西亚的学者迈耶(L.A.Mayer)使用，以表达为犹太学术建立一种新的“科学”标准之期望。 　　就学术背景来说，“耶路撒冷学派”的学者基本都在德国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和学术训练，熟悉德国式的现代学术理念，强调客观、理性、实证的科学精神。贝尔先后在柏林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弗莱堡大学学习哲学、历史、古典语言学，年从弗莱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迪努尔年进入柏林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研究罗马帝国统治下以色列地的犹太人，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没有获得博士学位；肖勒姆年进入柏林的腓特烈·威廉大学学习，学习哲学和希伯来语，随后进入耶拿大学、慕尼黑的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学习逻辑学和闪族语言学，博士论文研究最古老的喀巴拉文献《光明之书》(Seferha─Bahir)；克劳斯勒从海德堡大学获得闪族语言学博士学位；考夫曼在伯尔尼大学接受了哲学和圣经训练，年完成了博士论文。 　　从学术经历上看，这几位学者都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巴勒斯坦，除了迪努尔比较曲折以外，其他几位都较为顺利地在希伯来大学获得了教职，并成为各自领域的著名学者。贝尔是中古西班牙犹太史研究的权威，著有《加路特》(年)和两卷本的《基督教西班牙统治下的犹太人》(年、年)；迪努尔的研究领域为现代犹太史，著有《以色列在流散地》(年)、《以色列在其故土》(年)；肖勒姆是犹太神秘主义研究领域集大成的学者，被誉为现代喀巴拉学术研究的开创者，著有《犹太神秘主义主流》(年)等；克劳斯勒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史，最有影响的著作是《拿撒勒的耶稣》(年)和《现代希伯来文学史》(年)；考夫曼的主要领域是圣经时代以色列宗教，著有《流放与异化》(-年)与《以色列宗教史》(-年)等。由于各自在犹太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年，这五位“耶路撒冷学派”的代表性学者同时获颁以色列的最高学术荣誉——“以色列奖”(IsraelPrize)。二、民族-故土-历史：“巴勒斯坦中心史观”的浪漫化叙述 　　耶路撒冷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学者是贝尔和迪努尔，前者是新成立的希伯来大学的第一位犹太史教授，迪努尔则是十分活跃的教育家。贝尔和迪努尔是希伯来大学犹太研究所的核心人物，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希伯来语学术期刊《锡安》(Zion)的首任编者。作为“耶路撒冷学派”的旗手和灵魂，他们在构建犹太民族主义史学过程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耶路撒冷学派”学者对犹太历史进行了浪漫化的解读，将之划分为流散地与故土的两极化状况，从而形成所谓的“巴勒斯坦中心史观”(Palestinocentrism)。具体来说，可以体现为以下几个核心内容：首先，认为犹太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的生命体(organiclivingentity)，具有自身独特的实质和从古至今连绵不断；其次，强调民族与土地的联系，认为以色列地是犹太历史的中心；再次，否定流散生活，认为流散时代是介于古代民族辉煌与当前由犹太复国主义主导的民族复兴之间的中间阶段；最后，忽略和抹除非犹太人(尤其是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生活的痕迹。 　　(一)“连续统一的民族有机体”概念 　　“民族”被“耶路撒冷学派”学者置于中心的位置，他们强调犹太人是一个连续统一的民族有机体，即使在流散的十几个世纪也是如此，这种独特的经历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比拟。贝尔与迪努尔年在他们创办的《锡安》杂志发刊词《我们的目标》中旗帜鲜明地宣布，犹太历史“是犹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包括所有时期和所有场所的同质整体”，“我们史学的根本预设是，它应该作为讨论犹太历史的功能和决定其研究目标的出发点。犹太历史是犹太民族的历史，它从未停止存在和它的重要性从未有所减弱；犹太历史是一个包括所有时期和所有场所的同质整体，它们中的每个部分都彼此反映”。这意味着犹太历史不仅是一个宗教团体的历史，而且也是一个民族整体的历史；它虽然分散在众多的流散地，但却是一个彼此间相互联结的独特民族。 　　贝尔将犹太史视为具有“民族精神”(ruahha─umah)或“民族灵魂”(nefeshha─umah)的有机整体，强调每个流散社团都构成以色列共同体必不可少的部分，每个社团本身即是一个“小型有机体”(miniatureorganism)。这种有机体的概念来自浪漫主义的民族思想，他在其《基督教西班牙统治下的犹太史》中强调：“从最初的开端直到我们的时代，犹太历史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随后的每个发展阶段中都更为充分地揭示了指导它的独特力量的本质，这种力量的原始活力已被普遍认可。”考夫曼则从宗教角度强调了犹太史的民族属性，提出了与当时主宰圣经研究界的威尔豪森理论不同的路径，认为由摩西揭开的一神论革命，不是任何周边文化影响的结果，而是彻底的以色列现象。“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是以色列民族的原创。它完全不同于异教世界所知的任何事物；它的一神论世界观在异教中找不到前身。” 　　迪努尔进一步强调，犹太民族作为有机整体在大流散时期仍然得到了维持，他们在流散过程中仍然是一个政治民族，而不是一个没有政治意识的散居群体。这主要是由于流散犹太人对故土的持久依恋和共同期盼，这种期待将他们联合在一起，并且保护了他们的民族属性。在迪努尔看来，尽管犹太人失去了故土、经历了多样的外部环境，犹太人从未丧失他们的民族本质：“甚至在犹太国家毁灭之后，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分散在各民族中间并被他们居住的不同国家吸收，犹太民族的整体性仍然是完整的和牢不可破的。……甚至在流散过程中，这个民族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有机实体；这就是说，众多的流散犹太社团由独特的生活过程所联结……这种有机实体的根本特征不仅是社会心理上的，而且也是社会政治上的。”迪努尔指出，社会心理上的整体意识指犹太人承载着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有关共同过去的记忆，而社会政治上的整体意识来自犹太人对巴勒斯坦故土的强烈依附感，它助推着犹太民族的弥赛亚期盼和返回故土活动，这也导致了他们与外部环境的疏离。总之，在该派学者看来，无论生活在多少种文明之下，犹太民族一直都是同质的，并对锡安故土保持着持久的热爱与向往，这种热爱构成了犹太民族性的内核及其在所有流散地保持统一性的基础。 　　(二)以巴勒斯坦为中心观察犹太历史 　　“耶路撒冷学派”学者强调，犹太历史的整个过程都是以巴勒斯坦(犹太人称之为以色列地)为中心的，巴勒斯坦故土一直都是犹太民族的核心焦点，而无论绝大部分犹太人是否居住在那里，或者无论当地绝大部分人口是否为犹太人。迪努尔指出，“甚至在流散时期，以色列地及其犹太人口仍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过去深刻而持久的情感影响，而且是因为在压迫和迫害时期增强了民族精神的救赎期盼，这些都与一直十分神圣的巴勒斯坦密不可分。在流散时期，以色列地的特殊重要性是伊休夫(Yishuv，即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历史和疆域独特性的结果，也是犹太集体在其流散地的独特特征的结果。伊休夫的这种独特性来自三个基本事实，它的历史连续性、它的个体特征和它的完全犹太性”。贝尔也强调，在以色列地做出的裁决高于流散地，“我宁愿接受以色列地一个小派别的裁决，也不愿接受流散地大型犹太教公会的裁决”。 　　在迪努尔看来，以色列地不仅是犹太民族的精神中心，而且也在犹太历史中发挥着实际的中心作用，其中心地位来自四个方面：第一，以色列地作为圣地发挥着“权威中心”(centerofauthority)的地位；第二，它是犹太人日夜期盼的目标，体现在他们的祈祷词和文献中；第三，以色列地的重要性由于历史上一直都有犹太人生活在当地而得到了增强；第四，流散犹太人与以色列地的联系(通过移民、朝圣等方式)从未间断。因此，尽管在大流散时期，犹太民族的绝大部分并不生活在那里，但巴勒斯坦始终位于犹太民族的核心：“地理上说，巴勒斯坦是近东版图的一部分，首先属于马木路克人，而后属于土耳其人，这种地理状况无疑决定着这个国家犹太人生活的外在框架。但从历史上说，就伊休夫的重要性和它与整个犹太历史的联系而言，它在每个时期都位于犹太人争取生存斗争的核心，也位于每个世代‘犹太情感’(Jewishintensity)和‘犹太倔强’(Jewishstubbornness)的中心。” 　　“耶路撒冷学派”极力提倡以巴勒斯坦故土为中心观察犹太史，这在犹太史的分期问题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迪努尔看来，流散并不始于通常所认为的第二圣殿毁灭，它始于7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而导致以色列地丧失了犹太“特征”；与此前的其他征服者不同，阿拉伯人的到来永久性地打破了这一地区的经济与疆域格局，自此犹太“特征”不断被强制抹除直到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才得以遏制这一趋势。迪努尔把大流散的起点放在了年，因为这一年，阿拉伯人征服了巴勒斯坦，并逐渐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我不选择更早的时期作为起点的理由是，直到这一时期，犹太历史从总体上说仍是犹太民族生活在其自身土地上的历史。”出于对以色列故土的选择性强调，他把年一群波兰犹太人受到萨巴泰运动的影响移居耶路撒冷作为流散历史的终结与现代犹太史的开端。迪努尔赋予这一事件以特殊的意义，认为它吹响了犹太人返乡复国的号角，标志着“弥赛亚活动转向现实主义的开始”，而没有其他事件“像这场移民那样，对后来犹太历史上所有不同的道路产生了如此深远和持久的影响”。在他看来，现代犹太史并不始于犹太人融入外邦主流社会，而是始于犹太人与以色列故土重新恢复政治联系。 　　(三)否定流散地与“犹太历史三段论” 　　在强调巴勒斯坦作为犹太历史中心的同时，流散地在“耶路撒冷学派”的框架中自然沦为了边缘。从犹太复国主义的角度看，流散生活是不安全的，也是犹太人遭受一切反犹迫害的内在根源，只有返回故土才能获得健康、正常的生活。该观念被称为“否定流散地”(Shlilatha─golah/NegationoftheDiaspora)。“耶路撒冷学派”学者强烈反对流散的不正常状态，贝尔指出，“我们在外邦土地上做的一切，都是对自己精神的背叛”。考夫曼在其成名作《流放与异化》中强调流散生活对犹太民族属性的扭曲，将之视为无法忍受的异化行为，“犹太人无法进入他们周围的世袭社团。其结果是，他们也在对其周围土地的自然世袭权中没有份额……犹太人在外邦人土地上的‘异质性’(foreignness)不是来自他们敌人的恶意发明。它深深植根于大众心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犹太民族将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通向这块犹太人的土地”。 　　“耶路撒冷学派”学者明确反对19世纪的西欧犹太历史学者以撒·约斯特(IsaakJost)、亚伯拉罕·盖革(AbrahamGeiger)等将流放视为犹太人向外部世界传播道义的积极解释，并将这些解释斥为“比此前任何时代有关犹太教的看法都要荒谬”；主张只有在犹太复国主义预设的基础上才能不受外部影响地、客观地研究犹太史。贝尔强调，由于缺乏自己的疆域，犹太人一直十分期盼返回民族的故土；流放生活是不自然的状态，因而必须被废除。“加路特回到了它的起点。它依然意味着政治奴役，这必须被彻底废除。……加路特是对上帝秩序的否定。上帝给予每个民族各自的场所，他把巴勒斯坦给予了犹太人。加路特意味着犹太人离开了他们自然的场所。每个离开了其自然场所的事物，都因此丧失了它的自然支撑，直到它返回自然的场所。以色列人在各民族中间的流散是不自然的状态。由于犹太人体现为一个民族整体，甚至要比其他民族体现得更为显著，有必要使他们返回实际的整体状态。……根据自然法则，加路特不能一直持续下去。” 　　“耶路撒冷学派”学者对历史观念进行了根本性的革新，他们将整个犹太历史划分为古代时期、流散时代与现代民族复兴三大时期，这种分期为犹太认同的重构奠定了基础。从政治主权上看，古代时期和现代民族复兴是拥有主权时期，被视为同质的，都在以色列故土、使用同一种语言；而流散时代是丧失主权时期，散布在许多国家，出现了多种文化和多种语言。在“犹太历史三段论”的框架下，流散地遭到了否定和贬低，漫长的流散历史被压缩为古代与现代之间的中间期；贝尔指出，中古时期代表着犹太人在“民族诞生的最初创造时期与传统价值走向崩解的现代时期”之间的中间阶段。通过向前跳跃两千年，返回作为民族之根的圣经时代，得以在古代民族辉煌与现代民族复兴之间建立起一种象征上的延续。 　　现代民族主义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力图回到民族理想中的“黄金时代”，借此实现民族复兴。“耶路撒冷学派”的民族主义诉求通常以圣经时代为理想目标，主张从古老的民族辉煌中寻找实现民族救赎的途径。尽管贝尔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古时期，但他强调圣经时代是犹太历史有机体发展的决定性起点。“犹太历史学家必须发现圣经时代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注定在随后时期的不同条件下和多变环境中持续发挥作用”；“没有圣经时代，我们无法理解犹太民族的历史。圣经时代成了后来各个时代的典范和标准”。在20世纪上半叶流行于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思想观念中，对《希伯来圣经》与《塔木德》存在两极化的评价：《塔木德》代表着与犹太大流散相连的屈辱状态，而《希伯来圣经》则体现了犹太人在民族故土取得的尊严与辉煌。“随着犹太民族主义的兴起，许多犹太人与《圣经》和《塔木德》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圣经》而不是《塔木德》作为民族文献，因为《圣经》讲述了这个民族的英雄故事，而且它们的焦点是以色列地。” 　　(四)“去阿拉伯化”与对巴勒斯坦的“除名毁忆” 　　“耶路撒冷学派”以巴勒斯坦为中心来观察犹太历史，并非以生活在巴勒斯坦的所有民族为出发点，而是仅仅凸显犹太人在当地的活动，同时忽略甚至抹除非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在所有曾经和现在生活于巴勒斯坦的异族中，他们尤其忽略阿拉伯人在当地的痕迹，为此提出了著名的口号“没有土地的民族来到没有民族的土地”(Alandwithoutapeopleforapeoplewithoutaland)，把犹太复国主义进入之前的巴勒斯坦视为一块“空地”(emptyland)，以实现“去阿拉伯化”(de─ArabizationoftheLand)，抹除阿拉伯人在这块土地上的印记。把巴勒斯坦视为一块“空地”有着更深层的内涵：它力图表明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是回到自己的故土，而不是占据其他人的土地；这块土地在犹太人进入之前是无主的，它一直在等待它的主人，这块土地将随着犹太人的返回而获得真正的救赎。 　　在学术层面，“耶路撒冷学派”学者将犹太人的历史视为巴勒斯坦地区唯一值得书写的历史，把非犹太人尤其是阿拉伯人的历史“沉默化”。学者怀特拉姆指出，巴勒斯坦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民族和历史的家园，耶布斯人、以色列人、迦南人、非利士人、摩押人及其他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但从19世纪晚期开始，尤其是在犹太复国主义史学家的努力下，这个复杂多元的历史开始陷入沉默并被强行压制，从而使入侵的以色列人及其历史成为唯一值得思考与书写的叙事。这种“胜利者的书写”导致同一时期兴起而迄今的圣经研究与圣地考古中存在两种明显的倾向：一是将古代巴勒斯坦人的历史从圣经研究中剥离开来，二是学者们在“发明”古代以色列的同时把巴勒斯坦人的历史“沉默化”。 　　“耶路撒冷学派”否认巴勒斯坦人的存在还体现在政治层面，主张采取各种手段抹除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印记，“抹去巴勒斯坦以建设以色列”。其中重要的手段有，大规模恢复圣经时代的希伯来地名以取代阿拉伯地名，同时还印制了大量带有希伯来名称的地图，大规模植树造林以重塑地貌，通过制造既定事实以确立犹太人对于巴勒斯坦主权的合法性。通过地名变更、地图制作和植树造林等行为，辅以在定居点附近开展考古发掘活动，犹太人改变和重塑了当地的地理特征与人文结构，使得巴勒斯坦的地貌被快速“犹太化”(theJudaizationofthelandscape)，在此过程中许多阿拉伯特征被消融。 　　归纳起来，“耶路撒冷学派”构建的巴勒斯坦中心史观代表着犹太史学意识的革新，将犹太历史的焦点从宗教(这是19世纪欧洲犹太历史学家的主要 　　值得注意的是，“耶路撒冷学派”倡导的历史观念，由于契合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很快进入公众意识层面，尤其在以色列建国后借助国家权力的推广而在各级教育体系中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官方历史叙述”(Zionistmasterhistoricalnarrative)，通常也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史学”(Zionisthistoriography)。贝尔、迪努尔、肖勒姆、克劳斯勒等不仅是各自领域的代表性学者，而且也是以色列思想文化领域的精英，其影响不局限于学术界。尤其迪努尔活跃于伊休夫和以色列的教育与政治领域，长期担任负责培训希伯来语师资的犹太教师培训学院院长，建国后他被选举为代表马帕伊党的以色列第一届议会议员，并在年至年出任教育与文化部部长；迪努尔因其重要影响而被誉为“最为卓越的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Zionisthistorian“ParExcellence”)。在迪努尔等人的努力下，从以色列建国起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耶路撒冷学派”的史观在以色列大学、中小学等各级教育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塑造了几代以色列人的国民历史意识。

　　(一)主持制定全国课程大纲 　　“耶路撒冷学派”的历史叙述并非一开始就被伊休夫所接受。20世纪20年代，伊休夫采用是俄国犹太历史学家西蒙·杜布诺夫(SimonDubnow)的历史叙述，强调犹太民族存在多个“不断变化的犹太中心”，例如古代的巴比伦、中古时期的西班牙、中古晚期与现代阶段的波兰与立陶宛、当代的俄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理中心”绝大部分位于流散地。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迪努尔及其领导的犹太教师培训学院积极介入教科书编撰，主张以巴勒斯坦为中心来观察犹太历史，强调故土在犹太民族史上的中心地位。然而，在当时伊休夫教育系统比较分散的状况下，这种叙述获得认可的范围较为有限。 　　这种局面的真正改观是在以色列建国后，尤其是年至年迪努尔担任教育部长，使“耶路撒冷学派”历史观念获得了系统实践和全面推广的机会。这一时期涌入了大批新移民，正是以色列国民意识形塑的关键期，迫切需要为犹太民族构建一个统一的叙述，用来教育民众尤其是各级教育机构的学生，从而创造一个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身份。迪努尔强调，“如果我们希望同化多元的移民群体并将他们整合进一个统一的民族和文化整体之中，我们必须形成许多规范”。年，在迪努尔主持下，以色列教育部制定了全国性的课程大纲，通常被称为“年全国课程大纲”(NationalCurriculum)。作为教育部长，迪努尔是这份课程大纲的主要设计者，他决定，整个大纲应当建立在国家教育的目标之上，而国家教育的目标在于灌输以色列文化和科学成就的价值，培养热爱故土和忠于国家的意识。“尽我所能的是，试图给学生们灌输与我们历史的联系，我认为它是一个重要条件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最困难问题之一：如何复兴世世代代的契约。如果四千年的历史存活在我们的心中，将会非常强大；但如果它们仅被记载于书本中，将会毫无价值。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以色列民族(AmIsrael)的继承者，就必须将四千年的历史灌输到每个人的心中。” 　　迪努尔设计的全国课程大纲集中在三大领域：首先是圣经教育(Bibleinstruction)，突出《圣经》和贬低大流散时期的犹太文献(例如《塔木德》和其他经典)，同时忽略《圣经》的宗教内涵，把它将当作古代犹太民族的历史与地理；其次是故土研究(Moledetstudies)，强调与这块土地有关的所有自然特征，例如土壤、山川、气候、动植物以及农业和垦殖活动，以培育对故土的自豪和热爱之情；最后是历史教育(historyteaching)，尤其集中体现了“耶路撒冷学派”的思想。由迪努尔设计的犹太史课程始于大卫王国，中间凸显第二圣殿时期的英雄主义与现代民族复兴过程中的武装斗争，顶点是年的以色列独立战争；它将流散时代的开端放在7世纪的伊斯兰征服，而不是第二圣殿被毁；只讲授与以色列地有关的流散地事件，忽略异族统治下的流散犹太生活和异族在巴勒斯坦的情况；专门设立一个教学单元“以色列的复兴”(TekumatIsrael)，讲授作为现代民族复兴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新的课程大纲之下，犹太历史被塑造成统一和连续的叙述，犹太人在流散时期仍是一个民族整体，并把阿拉伯人作为敌对的他者，来自中东和北非的犹太人也被从叙述中抹去。其目标是，“使儿童扎根于以色列地，我们先辈的土地，也是希伯来民族的诞生地”，并给他们灌输“故土是我们的天然家园，也是我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得以创造的基础之意识”。这种课程的叙述教育了建国后的几代人，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进行大的修订，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政府倡导的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叙述仍居主导地位。 　　(二)从圣经历史中找回“民族之根” 　　以色列建国初期，涌入大约70万移民，这相当于原来的总人口，新移民人数众多且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以色列作为一个再造的国家，其内部面临文化、种族、肤色、语言等方方面面的多样性，用诺亚·卢卡斯的话来说，以色列是“用欧洲的手术在亚洲腹地用剖腹产生的方法诞生”的新国家。为将新移民整合进新兴国家，“耶路撒冷学派”学者主张借助于流散前的犹太历史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漫长的流散导致了犹太人在语言、习俗、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不同，而流散前的犹太人则被认为是相对同质的。通过对圣经历史的强调，以超越流散时代形成的多样性，在现代的民族复兴与古代的历史辉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为了促使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认同于这个新国家，迪努尔在教育领域积极推行本·古里安的国家主义思想，他负责起草了年《国家教育法》(StateEducationLaw)，建立起以色列的国家教育系统，致力于灌输“犹太文化的价值”、“热爱故土”和“忠于犹太国家”等意识。在将该法律提交议会时，迪努尔强调国家的目标是“教育每个公民完全和彻底认同于这个国家、它的未来和它的生存”，而首要的途径是认同故土，“根本的问题是这个民族扎根于这块土地的能力……有必要将这块土地注入心中，在每个人心中创造直接认同于这块土地的意识”。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以色列政府在各级学校大力推行的“促进犹太意识计划”(fosteringJewishconsciousness)也是服务于这个目的。 　　在以色列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希伯来圣经》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希伯来圣经》不是被当作宗教经典，而是被作为民族历史、地理和文学来讲授。《希伯来圣经》被视为犹太人对其故土享有排他主权的历史依据和合法性来源：“《圣经》象征着与民族过去的联结。它是这个国家动植物和古代定居遗迹的指南，这些遗迹曾被许多个世纪的尘土所覆盖而现在才得以揭开，向人们展示了令人兴奋的场所例如基利波山、约旦河、阿亚龙山谷。它保存着历史记忆……也使以色列地具体化，构成了过去与现在的直接联系。它是民族自豪的来源，证实着犹太人在故土的创造力。”圣经历史和圣经考古在以色列建国前后得到大力的推崇，在“耶路撒冷学派”学者看来，圣经时代提供了犹太人曾经生活在故土的历史见证与心理支撑，它既可以被用来否定阿拉伯人对这块土地的权利，还可以帮助犹太人克服因流散造成的文化、种族、肤色、语言等方方面面的多样性而找回“民族之根”。“古代被视为民族的黄金时代，犹太复国主义者期望返回这一时期以找回他们已经失落的民族之根：民族精神、希伯来认同、希伯来语，他们的故土以及一个独立民族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值得注意的是，找回“民族之根”并不是一味返回古代，而是进行了全面的革新；其中根本性的改造是，剥离了传统的宗教内涵，重新赋予世俗的民族价值。 　　(三)塑造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从以色列建国起到20世纪80年代，“耶路撒冷学派”的历史观念在学术领域几乎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尤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至顶峰。除了迪努尔担任教育部长，贝尔从年至年长期担任希伯来大学历史系主任，他们共同主宰着以色列的学术话语体系。从学科设置看，几乎以色列所有的综合性大学都设立了犹太历史系，“耶路撒冷学派”学者都在这些院系部门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外，贝尔、迪努尔等创办并主导了许多学术机构，如作为以色列历史学家共同体的以色列历史学会(theHistoricalSocietyofIsrael)、被称作“犹太民族档案馆”的犹太民族历史中央档案馆(theCentralArchivesfortheHistoryoftheJewishPeople，简称CAHJP)以及作为世界范围内犹太研究联合体的世界犹太研究协会(WorldCongressforJewishStudies)等。 　　尤为重要的是，贝尔、迪努尔等人以希伯来大学为阵地，培养了一大批历史学者，他们用“耶路撒冷学派”的观点塑造了两代学者。例如，哈伊姆·本·萨松(H.H.Ben─Sasson，-)、撒母耳·埃廷格(ShmuelEttinger，-)、梅纳赫姆·斯特恩(MenahemStern，-)、雅各·卡茨(JacobKatz，-)、耶胡达·鲍尔(YehudaBauer，-)等。他们成为“耶路撒冷学派”第二代中的佼佼者，研究领域遍布犹太史的各个时段，本·萨松从事中古犹太史的研究，埃廷格从事现代犹太史的研究，斯特恩研究第二圣殿时期，卡茨研究近代早期，鲍尔的研究方向为大屠杀。他们都在希伯来大学担任犹太史教授，经他们培养的学生遍布以色列和欧美的许多高校。 　　年，由本·萨松主编，斯特恩、埃廷格等参与编写的《犹太民族史》(AHistoryoftheJewishPeople)出版，该书被视为20世纪下半期最有影响的犹太通史，集中体现了“耶路撒冷学派”第二代学者的思想，它带有强烈的以色列中心思想，将犹太历史视为一部连续、统一的民族史。在该书希伯来文版《导言》中，本·萨松写道，“犹太民族拥有据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历史之一。……自从古代起，犹太民族就拥有连续的历史……他们的自我意识与文化认同以及他们的民族成分，证明了犹太民族生活的连续性超越于任何变化之上，实际上甚至自从它由部落走向民族，直到我们的时代都是如此”。与贝尔和迪努尔不同，本·萨松等人并不关心证实犹太定居点在以色列故土的长期存在，而是着眼于强调流散犹太人与以色列地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主要是因为“耶路撒冷学派”第二代学者生活在以色列国已经建立并在世界犹太人中间占据重要地位的时代，外在环境的巨大变化导致已不再需要去捍卫以色列在故土的存在，从而转向证明以色列与流散地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第二代的学者没有第一代学者那么坚定，但他们仍是犹太复国主义史学的倡导者和捍卫者。有学者评价道：“这部新的《犹太民族史》最重要的特点是以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贯穿整个历史；它以最近的意识形态投射到整个犹太人的过去之中，反映了伊扎克·贝尔的哲学观点，后者的精神盘旋在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之中。”四、“耶路撒冷学派”对大屠杀创伤记忆的运用

　　以色列建国后，“耶路撒冷学派”的历史观凭借国家权力渗透到以色列社会的各个层面，除了主导各级教育体系以外，该学派还积极介入国家记忆，尤其对大屠杀创伤记忆进行了充分的运用。纳粹大屠杀是犹太民族在20世纪上半叶的空前浩劫，它导致万欧洲犹太人惨遭纳粹毒手。作为犹太民族流散悲剧的集中体现，以迪努尔为代表的“耶路撒冷学派”学者把大屠杀作为否定流散地、证明巴勒斯坦中心地位的重要依据。不可否认，“耶路撒冷学派”在推动大屠杀记忆升格至国家高度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该学派对大屠杀记忆的过度运用甚至滥用也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史观操控集体记忆的反面范例。

　　在“否定流散地”思想的影响下，“耶路撒冷学派”学者认为流散地生活注定走向毁灭，反犹主义是它的必然产物，而大屠杀即是流散地最终难逃毁灭厄运的有力证明。迪努尔认为大屠杀不是一场孤立的事件，而是整个“流散与毁灭模式”的一部分，在此框架下，大屠杀是流散的必然命运，“犹太流散地是没有前途的，它们的命运已经被注定，屠杀或同化”。“耶路撒冷学派”学者强调，以色列国的建立使“流散与毁灭模式”走向了终结，因此，大屠杀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另类证实，它从反面验证了流散地是没有前途的，犹太民族的未来只能是在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学派”学者还将大屠杀的灾难与以色列的崛起视为存在内在联系的两大事件，频繁使用“从浩劫到重生”(fromShoahtorebirth)的表述来形容这种联系。通过在大屠杀与以色列之间建立起这种象征层面的联系，寓意为以色列是大灾难后犹太人获得奇迹般拯救的体现。 　　尽管大屠杀发生在欧洲且当时以色列还没有诞生，但在“耶路撒冷学派”学者看来，只有以色列才是纪念这场浩劫的中心场所和思想正统。为了控制和管理大屠杀记忆，以迪努尔为首的“耶路撒冷学派”学者率先发起并主导了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活动，这在世界范围内首开先河。在迪努尔的积极推动下，年8月19日，以色列议会通过《亚德·瓦谢姆法》(YadVashemLaw，也称《浩劫与英雄主义纪念法》)，规定成立名为“亚德·瓦谢姆”的大屠杀殉难者与英雄纪念当局；年4月7日，以色列议会又通过《浩劫与英雄主义纪念日法》，决定以犹太历尼散月27日为国家法定的大屠杀纪念日。身为教育部长的迪努尔，年至年兼任大屠杀纪念馆的第一届董事会主席。在“巴勒斯坦中心史观”的影响下，迪努尔力图使新成立的以色列国成为大屠杀创伤记忆的主导者，并将亚德·瓦谢姆纪念馆作为开展民族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亚德·瓦谢姆’的名字……表明，我们不仅希望保存(受害者的)记忆及其事迹，他们的斗争、生平、苦难、死亡，而且确保他们的记忆将在我们中间保存。这个名称还意味着，我们的故土以色列、我们的圣城耶路撒冷是纪念他们的场所……这里是这个民族的心脏、以色列的心脏，所有的一切都应当集中到这里”。 　　除了主导大屠杀纪念活动，“耶路撒冷学派”还大力提倡对大屠杀开展研究，力争使以色列成为国际大屠杀研究的中心。迪努尔强调，“亚德·瓦谢姆纪念馆的首要使命是大屠杀研究。我们应当把大屠杀这一篇章纳入学术的范畴，以作为一门研究领域。我们拥有汇集大屠杀材料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我认为希伯来大学也会支持我们。亚德·瓦谢姆将作为所有有关迫害犹太人材料的国际中心”。为此，设立了档案馆和图书馆，从各种渠道搜集欧洲的大屠杀档案材料，并带到以色列进行整理编目。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态势下，亚德·瓦谢姆纪念馆在20世纪50年代发起了“抢救工程”(SalvageProject)。通过与以色列外交部合作，亚德·瓦谢姆纪念馆从欧洲尤其作为冷战前沿的东欧地区，搜集了大批原始档案。 　　以色列建国初期的大屠杀叙述，很大程度上受到“耶路撒冷学派”历史观的深刻影响，这种叙述过分凸显以华沙隔都起义为代表的英雄主义，同时极力贬低不加抵抗的流散犹太人。迪努尔如此称赞华沙隔都起义：“这次起义，被围困在隔都中的少数剩余者，在与外部世界切断联系、孤立无援与没有装备、没有武器、没有任何胜利或突围的希望下，代表着以色列在大屠杀时期的英雄主义。”在这种武装反抗的英雄主义话语下，“萨布拉”(Sabra，意为“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对数百万欧洲犹太人“像羔羊一样走进屠场”的软弱举动表示不解，认为他们是犹太人的耻辱，这导致许多大屠杀幸存者的个体记忆遭到压制和忽视。可以说，大屠杀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史观规训的重要对象，其内在逻辑是：通过对大屠杀记忆的控制、管理和垄断，这一空前的创伤内在化为以色列的集体受害身份，进而成为证实以色列立国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重要依据。正如奥默尔·巴尔托夫指出的：“如果在纳粹大屠杀之前存在一个犹太国家，种族灭绝将不会发生；既然种族灭绝已经发生，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犹太国家。正如这个国家可以追溯至纳粹大屠杀一样，纳粹大屠杀同样也属于这个国家，几百万受害者都是潜在的以色列人……更为甚者，所有以色列人都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潜在受害者。”结语：学术理性与民族情感的交锋

　　在现代民族主义的观念中，历史书写不仅是一种单纯研究过去的学术活动，而且还是塑造当下民族身份的核心手段；它远非对事实真相不偏不倚的运用，相反它在许多情况下充当了集体记忆的功能。“耶路撒冷学派”学者基本上有着共同的特点，出生于饱受反犹主义困扰的欧洲流散地，相继接受了欧洲现代学术的系统训练，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号召下来到巴勒斯坦故土。这些学者充分感受到欧洲理想与巴勒斯坦现状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前者以推动科学客观的学术研究为目标，而后者迫切要求塑造一个新的犹太集体认同。在学术理性与民族情感的交锋中，后者最终压倒前者占据了上风。对于“耶路撒冷学派”学者来说，书写历史不只是一份职业，它更是一项与民族使命相连的伟大事业，通过“将过去民族化”(NationalizingthePast)，他们充当了“民族的构建者”，为正在形成中的犹太民族国家塑造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和共同身份。

　　“耶路撒冷学派”构建的犹太民族主义史学不仅是现代犹太学术的重要发展，而且从学术层面为以色列国家构建提供了核心支撑。但是，这种人为构想出来的同质化、浪漫化的历史叙述存在一些内在的缺陷，它忽略和压制了以色列国内多元民族与族群的复杂历史并存的客观现实。这种历史叙述将圣经时代构建为民族的“本真”和理想的“黄金时代”，无视了大流散过程中犹太社会内部多样性造成的断裂和差异；尤其流散地和阿拉伯人分别被作为内部和外部的“他者”加以否定和排斥，这是由于流散地代表着屈辱和不正常的过去、而阿拉伯人被作为当下民族国家构建的外部敌人。很大程度上，“耶路撒冷学派”的民族主义史学沦为了“胜利者的书写”，边缘弱势群体成为犹太历史书写中的“失语者”。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后现代和后殖民思潮的影响下，以色列涌现出一批新的历史学家，对“耶路撒冷学派”的犹太民族主义史学发起了猛烈的挑战。他们将后者斥为“旧历史学”(oldhistoriography)或“霸权叙述”(hegemonicdiscourse)，对其采取全盘颠覆的立场。本尼·莫里斯指出，“在过去二十年间(-)，以色列发生了一场历史学革命(historiographicalrevolution)”。在这批被称为“新历史学家”的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犹太复国主义史学对历史记忆的歪曲、放大、改动等做法表明，历史书写已沦为集体记忆的工具，它并非致力于追求历史真相，而是代表着政治利益集团操控民族认同的行为，它力图将历史书写转变成意识形态以服务于国家构建的特定目标。夏皮拉指出：“历史作为不公与悲惨的编年，这是后犹太复国主义传递出的信息。历史成为情感性的描绘，在其中我们通常倾向于同情被征服者而批判胜利者。因而，犹太复国主义事实上已成为一场使它自身变得不道德的胜利者的运动。” 　　很大程度上，“新历史学家”的兴起是学术理性的重新回归。这场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首先兴起于历史学领域，其矛头所指正是以“耶路撒冷学派”为代表的官方历史叙述。这批“新历史学家”大多是年后出生的一代，成长于年左右，真正的思想成熟是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没有经历以色列的诞生和大屠杀的直接创伤，而是成长于六日战争的空前胜利和对巴勒斯坦人占领的环境中，尤其是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使以色列受到强烈的道义谴责。这一代学者成长于批评的环境中，意在重新审视并反思一个世纪以来的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构建的民族主义历史叙述，这批学者通常又被称为“修正派”(revisionists)。“新历史学家”主要从体制外对主流叙述提出了质疑，打破了之前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叙述的垄断局面。作为正统的历史叙述，“耶路撒冷学派”的史观仍为以色列官方所坚持和捍卫，但不少学者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