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年下半年,苏联与日本在"满蒙"边界诺门坎的冲突结束,苏日妥协,国民政府处境危急。蒋介石根据驻苏大使杨杰的建议,积极开展对苏外交,并派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访苏,争取促成苏联与英、美合作,甚至提出了用东北部分主权换取苏联与中国签订互助条约,以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计划。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拒绝了这一提议,但这次中国的外交努力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过程中,仍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蒋介石;抗日战争;中苏关系;互助条约;贺耀组;杨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热切希望美、英、苏等强国能够干预中日战争。然而英美从自身利益出发,态度并不积极,只有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成为一段时期内对中国进行援助的最主要国家。但是,蒋介石所期望的不仅仅是苏联的援助,他更希望能与苏联签订同盟性质的互助条约,继而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由于档案资料的缺乏,学界对于蒋介石争取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交涉的研究甚少,且多是在个别中苏关系的专著和论文中略有提及。目前,研究中苏互助条约的专题论文仅有一篇,但其对年末到年初贺耀组访苏和蒋介石这番对互助条约的争取却没有提及,甚至认为:“从现在披露的档案来看,自年上旬的交涉后,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国民政府没有再提出有关互助条约的问题。”可以说关于中苏互助条约问题的研究很不充分,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笔者通过梳理台北“国史馆”藏档案以及《蒋介石日记》,认为此段时期蒋介石仍在谋求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本文就其提出、交涉、终结的全过程进行考察,俾使今人对抗战时期中苏外交的复杂过程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一、蒋介石对中苏互助条约的筹划
(一)杨杰的密电
在中苏签订互助条约以及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上,驻苏大使杨杰持有乐观的估计。杨杰坚信苏日必战,中国与苏联合作最终可以战胜日本。杨杰曾多次向蒋介石传递苏联会加入对日作战的信息。年5月到年4月杨杰担任驻苏大使期间,蒋介石授予杨杰的任务之一就是设法挑起苏日冲突。
年11月11日,杨杰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详细叙述了他的计划,想用特殊利益作为交换,与苏联达成互助条约,从而达到促成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目的。电报如下:
一、查一九三四暨一九三六年苏联曾两次有意与我缔结攻守同盟,或先由商约入手,皆未邀允。自七七事起,蹉跎迄今,无法提出。现欧战已起,形势徒变,默察苏联欧策之重点,似觉时机又至。如能促成互助,则我人力物力不虞匮乏,即使暴日集其精锐以求一逞,我于必要时,亦可请苏联夹击,以竟全功,否则国际形势变化靡常,甚或转以斋敌亦非过虑。
二、联交必须互惠,决非片面利益可以成功者,故我欲实现中苏互助,若非饵其特殊利益,必须投其所必取不可。
三、现苏第三次五年计划决为海军建设,但黑、波两海形势狭隘,若出北海、地中海,则势有不能,故其目光仍在远东,刻正整理西境门户中,一俟就绪,必将转而东注。伏罗希洛夫说,侵略沿海州之威胁使吾人在远东建设海军。其需要军港之迫切,益可想见。我如租以辽东之大连、旅顺、营口,更益以山东半岛之威海卫、胶州湾,以成其犄角之势,并以中东南满两线特惠条件供其军运,以资联系,则苏联之食指未有不动者。
四、旅顺大连,久为敌有,其他亦在沦陷区域。我国战后,百般待理,而海军又全无根基,如敌卷土重来,则苏海军不啻为我看守门户,似又计之两全者。待租借期满,我已有相当修[休]养生息,或续租或收回,均易办理,只要建国完成,必不久假不归。
五、以上管见,纯系职之臆测,认为可以获得互助之机。如蒙,尚乞密示进行方法,以便查探,乞核示。
杨杰的这封密电向蒋介石提出了颇为大胆的中苏互助条约的建议,利用苏联建设海军的契机,把中国大连、旅顺、营口和威海卫、胶州湾租借给苏联,以换取中苏互助条约,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二)蒋介石对杨杰建议的采纳
目前笔者查到的蒋介石对杨杰密电最早的反应,见于其年11月19日的日记:“耿光(杨杰,字耿光)意见与英、苏中介之时机。”在随后的几日里,国际形势与军事状况持续恶化。国际方面,11月22日,蒋介石批阅情报时得知日本对于苏联已经完全屈服,并且组织勘界与调解委员会的消息。蒋介石在随后的11月24日日记中写道:“俄称根据十五年北平条约通商通航之原则,已同意倭方之提议,殊为骇异。”在国内军事方面,正逢南宁失陷,蒋介石对此“殊出意外”,“南宁失陷之快,桂军脆弱至此,令人心神与梦魂皆不能安。”
面对如此危局,蒋介石期望用外交方面的突破来改变现状,并且重点研究对苏外交问题,11月25日,“与贵严(贺耀组,字贵严)谈对俄外交。”又预定本星期工作课目之一便是继续“约贺贵严商俄与共事”。在距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的密电发出15天后,经过多日研究对苏外交,蒋介石把杨杰在11月11日电报中所提到的互助条约以及苏联对日作战问题的建议列在了11月26日和27日的日记中:“一、研讨对俄交涉:甲、旅大问题。乙、中东与南满路问题。丙、热河与外蒙问题……戊、新疆问题。二、俄使杨杰问题。”“一、与俄互助要旨:甲、订约后应即参战。乙、对倭须俄能与英美合作,先恢复九国公约效能。丙、未参战时与已参战时之和平谈判与两国信约之分别。丁、专为对倭而定。”
从蒋介石这两天记载的内容看来,他对杨杰电报中所提到的建议几乎全部采纳,并且考虑的更加详尽。在签订互助条约和苏联参战问题方面,杨杰认为在年和年苏联曾两次想要与中国缔结攻守同盟,但都拖延没有成功,现在欧战爆发,国际形势变化,又有缔结互助条约的可能。如果能与苏联达成互助条约,不仅能获得苏联的援助,而且可以请苏联帮助中国夹击日本。针对杨杰这条建议,蒋介石将其详细扩充,将互助条约要旨列为,专门针对日本,订约后苏联应立即参战。蒋介石深知要想促使苏联对日作战,首先就要促成苏联与英国、美国的合作,所以在其要旨中列出“对倭须俄能与英美合作,先恢复九国公约效能”。也就是说,蒋介石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的第一步是先从促使苏联与英美合作入手。
(三)蒋介石拟致斯大林手书
随后,蒋介石拟致斯大林手书,准备与苏联商讨互助条约问题。“对俄外交之态度与手段,研究数日,幸得解决,拟手书致史大林,以正直示意与问其究竟。”“研究外交,颇有所得也。”研究对苏联外交方面的进展坚定了蒋介石的信念,他在1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帝必能在他的儿女受最危险时,赐给他以不测的恩惠与救法,故吾人只要坚定信念而已。”
11月29日至12月3日,蒋介石专注于致斯大林的手书,12月1日记:“晚手书史大林函未完。”12月2日记:“写史大林信,约千余言,审慎再四,决以直言告之。有人恐拂其意,可不顾也。”12月3日再记:“终日写致史大林手书,约千余言完。”千余言的手书写了长达五天,可见蒋介石对其重视程度,这份手书就是贺耀组出使苏联时,携带的蒋介石致斯大林的甲种函稿。甲种函稿大致分为六条,主要内容是希望苏联能与英美在远东地区合作,并且希望苏联能与中国“进一步”积极合作,打败日本。12月4日又另拟一函,称为乙种函稿,乙函较短,主要对苏联援助表示感谢,希望中苏在外交上能够“共同一致”。
鉴于此前多次要求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及邀请苏联对日作战都未能成功,因此,蒋介石并没有直接提到互助条约以及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而是先争取促成苏联与英国美国合作,恢复《九国公约》的作用。因为在同英美关系以及对日作战问题上,苏联的考虑是比较复杂的,苏联曾表示没有英美而孤立地对日作战是不合时宜的,英美是西方国家的主要代表,是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因此,苏联在采取像对日作战这样重大行动前,起码要争取其舆论同情,以免陷于孤立。苏联也谨防坠入英美挑起苏日战争的算计,强调与英美的联合行动。没有英美两国与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合作,苏联是绝对不会对日采取行动的。(1)蒋介石深知这一点,这封“审慎再四”写成的甲种函稿就是先从较为容易的苏联与英美合作着手作为第一步,取得进展后再进行互助条约以及苏联参战问题的具体商谈。所以说,这封甲函虽然表面是促成苏联与英美的合作,但其最终目的在于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并且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二、蒋介石谋求互助条约计划的实施
(一)派贺耀组访苏
蒋介石将此次外交任务交给了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贺耀组,湖南宁乡人,北伐战争时期接管九江英租界,开始涉足外交,后又处理“济南惨案”,出任中国驻土耳其公使。年贺耀组被任命为兰州行辕主任,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年又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兰州是苏联援华物资中转站,贺耀组在任职期间与苏联建立联系,在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期间又因与苏联交换抗日情报而有较多的接触,因而在对苏外交方面,贺耀组深得蒋介石器重。蒋介石在收到驻苏大使杨杰的密电后,连续多日与贺耀组商谈对苏外交问题,派贺为国民政府特使出使苏联。
贺耀组出使苏联最主要的目的是与斯大林商谈外交方针。蒋介石向贺耀组指示:“此次兄赴苏,本为访问史先生商谈外交方针为主题,而要求接济问题为次要问题。”年12月5日,贺耀组乘中苏航空公司首次通航飞机出访苏联,何应钦、陈布雷等60余人到机场送行。年12月12日,蒋介石得到了新疆盛世才扣留贺耀组的消息,当日又恰好是蒋介石华清池被扣三周年,蒋介石气愤地在日记中写道:“国内军阀之恶劣,毫无国家观念”,“唯恐国家之不乱,思之痛楚,无以复加,终夜不得安寐”。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作息规律,很少有失眠的情况,由于这次贺耀组访苏,承担着扭转时局的对苏外交任务,听到其被扣留的消息,蒋介石非常担忧。由于未接到贺耀组的消息,12月15日,蒋介石致电驻苏大使杨杰询问:“贺贵严兄佳日由迪化启程,至今未接报,希即查复。”直到蒋介石确认贺耀组已经安全抵达莫斯科才安心。然而,就在贺耀组抵达苏联前后,中苏关系却因苏芬战争引起的国联驱苏问题而再起风波。
年11月30日,苏芬战争爆发。12月14日,国联理事会对将苏联逐出国联的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中国代表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投了弃权票,国民政府以为苏联会对此谅解。然而,这次国联大会出席者共40国代表,其中除了中国、丹麦、挪威、瑞典、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瑞士、墨西哥这9国代表放弃投票权,其余31国都赞成开除苏联。结果苏联因中国没有否决国联决议案而对中国极为不满。蒋介石为消除苏联的不满,于12月18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向其解释称,国联开除苏联出乎意料之外,如果中国事前知道这种结果,一定会设法预防,“甚或可投票反对”,并且请潘友新将其转达给斯大林。此时潘友新并未得到苏联方面对此事的态度,所以没有表示不满。直到年1月9日,杨杰向蒋介石汇报了苏联方面的不满:“国联开除苏联会员籍时,如中国代表反对,绝不致有此结果,此次中国出席国联代表之举动,无异帮助英、法打击苏联,是何用意,令人难解。”中国代表的弃权票严重影响了苏联对中国的态度。
贺耀组抵达莫斯科后,开始着手蒋介石交代的对苏外交任务。为了配合贺的行动,蒋介石于年12月18日向潘友新透露了贺耀组访苏的主要任务,希望贺到莫斯科时,能尽快见到斯大林,与之详细商谈。12月19日,驻苏大使杨杰致电蒋介石称,本月21日为斯大林的生日,希望蒋介石电示贺耀组运作方法。随后,蒋介石致电杨杰转告贺耀组,虽然国联开会后国际形势与以前不同,但仍按照原计划进行,“以期英、美、法、苏先在远东合作,以为将来在欧复合之先声”,“如史先生能最近见兄时,或不妨面交甲函”。同日,贺耀组复电蒋介石,苏联与英法因国际联盟关系,“感情异常恶化,同时对我政府未能在国际联盟代为辩护,亦表不满,故钧座甲函,此时似不宜提出”。并表示“拟明日提交乙函,以免(甲函)泄漏而留不易变换之痕迹,再看史大林接见时之空气,妥为转达甲函内容”。
由于苏联与英法关系因国联开除苏联而恶化,所以此时争取苏联与英美合作已经不合时宜。因此,贺耀组将拟向斯大林转述蒋介石意见的谈话稿进行改动,其中前六条仍按照原意委婉言之,唯独第七条稍有出入,其将第七条改为:如果至一适当时机,苏联对远东采取积极政策,则中俄两国在对日作战中如何互相援助,及战后如何安排远东永久和平之政治的及经济的,乃至军事的诸措施,自当欣然讨论。
贺耀组改动后的第七条,其内容比较隐晦,也鉴于此前历次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都未能实现,所以此次没有直接表明这是个互助条约,但从其内容可以看出,这明显具有互助条约的性质,并且有邀请苏联与中国共同对日作战的意图。那么,蒋介石对改动后的第七条持何种态度呢?12月19日,蒋介石批示:“第七条文字可按兄意改正也。”可见,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苏联与英美关系恶化,蒋介石与贺耀组决定抛开先促成苏联与英美合作这步,直接与苏联商谈签订互助条约问题。
(二)订立互助条约计划的破灭
贺耀组对苏联的访问并不顺利。12月26日贺耀组致电蒋介石:“苏联当局尚未约期会面,一切无从进行,本日当请使馆向外部一催。”年1月9日,驻苏大使杨杰向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辞行,莫洛托夫表达了苏联对于中国没有在国联开除苏联会员籍时援助苏联表示强烈不满。1月13日,贺耀组会见莫洛托夫,将甲函首数项略加改变陈述,莫洛托夫再次以国联开除苏联相责难,最后竟“遂起立送客,而置援助事不答”。
随后,伏罗希洛夫与贺耀组的会面又两次改期。直到1月20日,伏罗希洛夫才接见贺耀组,贺耀组向其请求援助,伏罗希洛夫态度冷漠,“汝之请求系政府事,我无法解决”。贺耀组“遂述前呈要点,只及前三项时”,就被伏罗希洛夫所打断,并插言道:“中苏已等于同盟,而代表只虑封锁海口而不站在苏方,乃非友谊的表示。”
可见,伏罗希洛夫已经领会到了贺耀组想与苏联缔结互助条约的想法,但是以国联开除苏联一事为借口拒绝了贺耀组提出的请求。苏联的态度令蒋介石不免失望,1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情不能表示精诚为遗憾,此非可由我片面所能强求也。”蒋介石已经有放弃争取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计划的打算,1月24日,蒋介石电示贺耀组:“如苏方态度依然冷淡如前,则兄可于下月中先赴土耳其一访旧友,勿使时间虚度。”
1月26日,贺耀组观察到苏联对中国的态度有改善的迹象,即向蒋介石表示:“一旦国际形势好转,中苏外交似不难重行开展。”虽然此前贺与伏罗希洛夫及莫洛托夫的会面都没取得成果,但蒋介石并不确定斯大林对此究竟是什么态度,仍然希望贺耀组能有机会与斯大林面谈中苏外交事宜。1月31日,蒋介石致电贺耀组,强调这次赴苏的主要任务就是当面交给斯大林甲函,“密商中苏两国外交一致之方针,如其面洽乃可谈及两国以后之政治、经济问题”,“如不能见面,则此等事无由洽商,更不必与其外交人员商讨”,在函电的结尾,蒋介石再次强调,“以后凡政治、外交与经济关系,如能见史公可面洽一切,否则必[勿]多商”。
直到4月28日,斯大林仍未接见贺耀组,贺只得将表明蒋介石意图的甲函提交给莫洛托夫外长,请其代为转交给斯大林:“希望苏联于适当时期能以积极政策适用于远东,以制裁侵略者。届时中国政府准备与苏联政府立即协议关系远东永久和平之政治的、经济的,乃至军事的诸临时措施与永久建设,而担负一部分光荣责任。”苏联方面也记录了这次谈话,根据苏联的资料显示,4月28日,贺耀组向莫洛托夫谈到租借中国港口给苏联部署海军:“中国政府愿意跟苏联商谈关于能保证远东和平的经济、政治、军事的政策,甚至在苏联战胜日本之后给苏联提供中国的港口,使苏联部署自己的海军。”这正是杨杰密电提出而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认可的方案。
蒋介石派贺耀组作为特使访苏,其主要目的就是与斯大林商谈中苏互助条约的问题。这次贺耀组与莫洛托夫谈话提到了中国向苏联提供中国的港口用来部署苏联的海军,又愿意商讨保证远东和平的政治、军事政策。可以得出结论,蒋介石的确是采纳了驻苏大使杨杰提出的租借中国的港口给苏联,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并且促使苏联对日作战的建议。然而,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依然冷漠,这封转交给斯大林的信函并没有达到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的目标。年4月8日,蒋介石致电贺耀组,已经任命邵力子为驻苏大使,待苏联外务部同意后,贺耀组就可以返回国内。
三、中苏在互助条约问题上分歧的原因
争取与苏联订立互助条约,是中国抗战外交的重要取向。这次贺耀组访苏提出的条件超过以往,甚至做出了不惜牺牲租借港口的重大权益,是蒋介石在中日战况和新的国际关系条件下做出的重大让步。而苏联方面以国联开除苏联问题为借口,没有同意中国提出的缔结互助条约的请求,甚至一度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苏联与中国的举动都是特定国际形势下国家利益的产物。
就其直接原因来看,苏联拒绝蒋介石提出的互助请求,是以国联开除苏联一事为借口,在贺耀组访苏的关键时期,既然弃权票会在此时影响中苏关系,那么,蒋介石对此是否知情?蒋介石对此又是怎么考量的呢?在贺耀组出发的第二天,年12月6日,蒋介石得知国联于9日召开会议讨论苏联与芬兰纠纷问题。蒋介石感到“此又为新发生之难题,颇费思索”,甚至考虑是否去参加这次国联会议,“一、如不参加此次国联会议,应发正式声明,说明理由。二、凡不易解决之事,只要依照常理决断,至于成败与利害则听之而已。故国联仍应出席”。在关于开除苏联的投票问题上,蒋介石有赞成、弃权和反对三种选择,英法希望蒋介石投赞成票,支持国联开除苏联,蒋介石为保持与苏联的关系,又不愿违逆英法,决定投弃权票。12月8日,蒋介石致电正在日内瓦的驻法大使顾维钧:“顾大使,此次国联开会,我国应有自主立场,切勿为任何一方所动,如果对俄有谴责或惩戒案之付表决时,我国代表未接政府训令,切勿投票赞成,因此为远东安危与抗战成败最大之关键,不得不万分慎重也。”
国联开除苏联这件事,蒋介石是知情的,而且深知投票问题对于中苏关系的影响,在国联投弃权票也是遵照蒋介石的指示进行的。但蒋介石自始至终所考虑的只是出席国联会议还是不出席国联会议、是投赞成票还是投弃权票,与苏联要求的投票反对国联决议案相距甚远。在蒋介石看来,投弃权票并不反对苏联,只要不投票去赞成国联开除苏联就应该能够得到苏联的谅解。甚至在年12月18日,蒋介石仍乐观地认为:“俄态未变,史大林或能听纳余之所见也。”直到年1月11日,蒋介石才在日记中反思:“俄意在要求我反对国联制裁提案乎。”并对苏联表示:“国联开除苏俄会籍,为我所意不及料,如事先预知,我政府必电令我代表反对此举,惜乎事先毫无人知悉”,“只要苏俄能与我事先开诚协商,则中国无不乐于尽力。”在国联开除苏联这件事上,由于蒋介石对事态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中苏关系出现波折,并影响了贺耀组访苏目标的实现。
但这种说法只是苏联在表面上提出的理由,综合考虑此次互助条约未能达成的的根本原因,应该是由于双方当时有着不同的利益。就中国方面来说,自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就希望苏联等国家能够介入中日战争,从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开始,蒋介石争取与苏联订立互助条约,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努力,就从未停止,并从苏联得到了大量援助。年9月15日,日本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停战协定,诺门坎事件得到解决,苏联在远东“自不得不暂与倭妥协”。日本与苏联妥协很快为蒋介石所得知,蒋介石也感到:“俄、倭订立停战协定,苏俄专力向欧,与德瓜分波兰,使敌倭在亚东坐大,得以全力侵华。”蒋介石也从日本的报纸获知,日本要调整日苏邦交,划分“满蒙”边界,并且希望苏联停止援助国民政府。蒋介石甚至担忧德、日、苏会像瓜分波兰那样去瓜分中国。而此时日本正集中力量进攻中国,国民政府军事方面失利,蒋介石迫切需要从对苏外交方面寻找突破口,以期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来改变当前外交与军事方面的的颓势。
而此时英美对日本奉行绥靖政策,加之诺门坎已经停战,苏联已经没有与日本作战的必要,“日本侵略者在哈勒欣河的军事(诺门坎事件)失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订立,使日本军国主义指望苏德战争马上爆发的迷梦成了泡影,帝国主义间在远东、东南亚和太平洋的矛盾的加剧,这些都大大减轻了日本侵略者对苏联的威胁”。此时,苏联对日交涉方面有很大主动性,苏联趁机缓和与日本的关系,以减轻其在远东面临的压力,因此根本不会与中国订立互助条约。
综上所述,年及其后,中国并没有停止谋求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的努力,并准备为此付出相应权益。贺耀组访苏,就是蒋介石谋求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的尝试。鉴于当时中国对日作战的严峻形势,美国也并未开始大力援助中国,蒋介石计划租借港口给苏联,换取苏联与中国签订互助条约,从而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可以说是困境中的无奈之举。苏联虽然为避免两面作战,没有接受中国关于订立互助条约的请求,但并没有完全断绝与中国合作的意向,当时只是以中国没有反对国联开除苏联为由,而未正面回应,实际上是既没接受也没拒绝。日本对苏联的威胁依然存在,苏联也为中苏关系留有余地,所以苏联在年末恢复了对中国的援助。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建立后,苏联与中国均在同盟中,已经没有必要单独签订条约。
需要指出的是,从各国的政策走向和后来战争发展趋势看,当时相关各国的绥靖政策取向,包括苏联的对日避战、中日谈判都是当事国国际战略的组成部分,都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为即将到来的战争争取盟友,减少敌人。由于中国最先受到日本的侵略,因此是最主动积极的国家。一方面,中国虽然也与日本谈判,但从来没有停止抗战,这是后来反法西斯同盟能够建成的一个战略支点;另一方面,中国早在年就提出与苏、英、法、美军事合作,此时非但没有停止,而且更加迫切,探讨更加深入,只是由于当时的战争局势尚未发展到相应的程度,因此没有得到中国所期待的呼应。但是中国争取与苏联签订军事同盟性质的互助条约的努力,在军事合作方面的具体提议都为后来同盟抗战提出了可供选择的模式,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作者简介：秦世强，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民国档案》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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