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马克思诞辰的两百周年。对于这位伟人的记忆，很多人停留在学生时代让人背到头疼的马哲。今天，我们不谈他的哲学，只说马克思本人，你又了解多少呢？
在单读实习生陈儒鹏编译的纪念马克思的文章中，马克思更像是一个调皮、勇敢的邻家爷爷。他自称是脾气暴躁的“摩尔人”，在给女儿们的回信里落款“魔鬼”；在最后的时刻，他剪掉头发和标志性的大胡子，离开伦敦，前往各地旅行；即使是大限将至，他却坚信只要自己好好静养，马上就能“重回正轨”……
卡尔·马克思：最熟悉的陌生人
文｜陈儒鹏
左派的信念在20世纪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柏林墙崩塌，苏联解体，巴尔干半岛上日以继夜的内战，剧变的政治版图似乎炫示着资本主义对马克思在政治上的胜利。然而思想的光辉与政治消亡无涉，苏联解体后，保加利亚与立陶宛一跃而起，成为欧洲先锋艺术的中心，东欧的知识分子们大声疾呼着“生活在真相中”。在东欧思想的浪涌中，马克思复活了，但不是以一个政治领袖的形象，而是精神上的再现：政治的浩劫让他逼视着大工厂黑色高塔与社会异化的目光，再一次闪现。
特里·伊格尔顿用这样一句话为《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作结，“还有哪位思想家像马克思这样受到如此严重的曲解呢？”但所谓“曲解”也要分而论之。哈罗德·布鲁姆谈及的“影响的焦虑”——超越崇高的诗人也是对崇高的诗人的误读——难道不适用于马克思吗？陌生与异化从大工厂渗透到文化景观：从荒诞与无趣中实现自我救赎的意愿触发了本雅明的“救赎美学”、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的诗”还有雷蒙德·威廉斯的“情感结构”。伊格尔顿本人也“难辞其咎”，人们恐怕很难见到这样一个沉浸在耶稣和十字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创造性误读”在精神上解救了马克思，重燃马克思批评的热情与对异化的深恶痛绝。
但还有另一种“曲解”，将马克思供上神坛，奉为偶像，或者太上老君，但马克思宛若庄子笔下的乌龟，与其收受祭拜与朝贡，不若曳尾于涂。他有着青年时期的诗性的梦，也有与《共产党宣言》截然不同的晚期风格。人们谈论莎士比亚那些“伪作”，最终却感慨道，“这些毕竟也是莎士比亚呀”；马克思亦如是，“本真”的马克思不是单一的形象，而是一种广义的生活与思想状态。年到年，鼎鼎二百年，盛景衰情，权力更迭，马克思却是那个永恒的幽灵，是一把盐，洒在千疮百孔的人性与社会伤口上，刺激着人们寻求本真的生活与社会的正义。
本期全球杂志精选，选取《洛杉矶书评》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的两期纪念马克思的文章，希望为读者们呈现马克思与他的作品的现实主义画像。并在文末将附上编译者私心的马克思研究书单。
（以下为《未完成的马克思》选摘）
卡尔·马克思最后的旅程
文｜于尔根·内弗
年四月底，阿尔及尔。
此前，天气反常的冷，漆黑的天幕下，大雨倾盆。但沙漠的热风一袭来，气温就猛升到30来度。后街阴凉处的一家小店，理发师磨着刀。他的刀今天得磨得格外锋利。在椅子上坐着一个须发皆白，额头很高的老者，现在看来，这个静坐着的巨人比刚进来的时候似乎更像个庞然大物。
这个来剪发剃须的人想卸去这“至上”的荣耀：他已病体沉沉，身上有些水肿。生活榨干了他的躯体。双目失神的他若是讲起或听到笑话，却又一下子目光炯炯：回魂的瞬间透露出他真实的年纪，他还不算老，几天后才是他64岁的生日。
他的大衣、举止神态、以及十分标准的法语，让他看起来像是法国北方人。但古铜色的皮肤和深棕色的瞳孔，又暗示他也许来自其他地方。他在伦敦的家人和德国朋友们称他“摩尔人”，这个昵称得自他那些摩尔人似的相貌特征。他给伦敦的同志们写信，落款就是“摩尔人”。他的三个女儿打小就这么叫他，“摩尔人暴躁得很，他可以走了！”他呢？他给她们写信，里面除了祝福，还附上自己的另一个落款，“老尼克”——英语里的魔鬼。
魔鬼正在干着自己的活计。刀已磨好，白发一绺一绺落在地上。在阿拉伯剃胡匠的镜中，卡尔·马克思看着自己熟悉的模样渐行渐远。就像一个谢幕后还带着面具的演员摘下面具，和自己演绎了大半辈子的角色道别。马克思摧毁着那个蚀刻在他的心间，脱胎于宙斯的形象——他的书房里还有一尊宙斯半身像，天神是那么孔武有力——这是孤独的最后一幕，整个世界如同一个剧场，空空荡荡。
恩格斯此时此刻虽然不在身边，但他总是随叫随到。两人一分别就给彼此写信，写了得有四十年了。通信算是日记的替代品。“老摩尔人”马克思去信给远在天边的“亲爱的弗雷德”，告诉他自己剪发剃须的事情，“因为这大太阳，我处决了‘先知般’的胡子与‘至高的荣耀’，只不过——我的女儿们宁愿看我原来的模样——我在为阿尔及尔理发匠的神坛奉上须发之前，先拍了一张自己的照片。”
信件里的语言已经有点含混不清，老之将至，马克思最后的岁月有些扫兴。几个月前，马克思的妻子，燕妮，输掉了与癌症的斗争。那时恩格斯说“那个摩尔人也离世了”。“奉上我的须发”，这算不算一次彻底的离世预演呢，毕竟没有人能“毫发无损”地从理发店出来？抑或象征着自由与新生，毕竟他才64岁，还有余地。
他第一次感到欧洲是限制他的牢笼。信件里的马克思，和日常生活中的他一样，永远洋溢着热情和对世界的渴望。这种热情与渴望和他其它的兴趣并行不悖，哪怕曾有的政治激情已告消退。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没有发表任何重要的文章，只是写了数不清的信件和备忘录。
▲马克思晚年的地质学笔记
二月底，他到了阿尔及尔，在杜特尔特照相馆拍了最后一张自己的照片。拍这张照片为了孩子们也为了后人。这个时时刻刻身居险境的男人凝视着相机，瞥见镜头远处黑魆魆的时光的深渊，仿佛看到了自己撒手人寰后最坏的情形。他似乎沉浸在回忆之中，微笑着回味往日的折磨。他对朋友坦白道，“在与邪恶的游戏中，我依旧保有勇者的面庞。”他希望在后人的记忆里的自己是一个智慧的老者，新时代的化身，哪怕这个时代可能要在他死后多年才会降临。他将与时徐行，成为一个不朽的人，共振在人们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中……
理发师剃下了也许是世上最知名的大胡子。没了这道光环，马克思的头颅显得小了很多，很脆弱。须发皆无的他彳亍在大街上，如同亡魂，又像没有化妆的小丑，或是另一个没了胡子的独裁者。有好事者在网上合成了一张剃了胡子的马克思肖像。令人费解的是，马克思与戈尔巴乔夫——那个奉马克思主义为圭臬又亲手戳破了东欧马克思主义幻象的人——惊人得相似。而戈尔巴乔夫的名言，倒过来就是马克思一辈子的写照——马克思也一定会很认同——“生活必将惩戒那些来得太早的人”。
马克思会怎样看待当下的世界呢？他会如何审视自己的作品以及他本人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呢？他又会如何评估当代的危机与这个坠入自由资本主义的世界呢？他会认为自己是被后人理解与辩护，抑或是被背叛，被赤裸裸地出卖了呢？
剃去须发后大概一年，马克思被葬在伦敦海格特公墓。这个被埋葬的巨人一点也不像后人脑海里那个如同奥林匹斯山上众神之王的马克思。在二月去摄像馆之后，马克思没拍新的照片。无论是现存的照片，素描，还是档案都没有提及光脸的马克思。也许曾有这类记录，但他的女儿们在他死后多半会将它们，连同马克思与朋友和妻子之间不那么“检点”的通信一同毁弃。若其如此，我们怎么可能还原马克思真实的生活与命运呢？一代一代的传记作者致力于此，但大部分人到头来都绕过了这些散佚的文件，囿于呈现马克思看得到的那一面。马克思的阿尔及尔行记很少为人提及，哪怕真有人提到马克思与面具背后的自我面面相觑，多半只是对此一笑置之，当作一桩轶事而已。很少有人会在意作为“人”的马克思与他的内心生活。
▲伦敦海格特公墓，马克思长眠于此
马克思最后的旅程就像奥德赛寻觅自我的航程。他漂泊在马赛，蒙特卡洛，尼斯，阿让德伊，巴黎，洛桑，韦威，直到怀特岛上的文特诺城。转年来的一月份，他回到伦敦。他已病入膏肓，还有最后三个月活着的日子，更准确地说，他还有最后三个月，等待死亡。
夏天，他在摩纳哥给恩格斯寄了一封哀伤的信，里面写着，“一个毫无意义，干枯却如此昂贵的存在！”从医学角度上看，确实如此，医生劝他勉力撑过这段繁重的旅行，好生修养。尽管一路上气候宜人，但他的皮肤病，肝脏还是支气管病症都未见好转。他明白大限将至，却依旧勇敢而自信地在给恩格斯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即便如此，我依旧相信只要有耐心，好好静养，我马上就能重回正轨。”落款，“摩尔人”。
褪下旧日躯壳的马克思得以更好地探索这个世界与身居其中的人们，发觉此间的魅力与迷人的荒诞。他一到阿尔及尔就写信给恩格斯，“昨晚的风给了我们一场音乐盛会……月色皎洁，落在海滩上，从阳台前看去，海上升明月的盛宴令我目不转睛”。
理发后，马克思写道，“四处刮着热风，该逃离阿尔及尔了”。
逃离似乎是他一生的注脚，他的结局并不“圆满”：如果他像看着理发匠镜子里的形象那样审视自己的一生，他最多获得一张自画像。那副模样不属于高度自信，预知未来的先知。他知道自己留给了后人惊世的文字珍宝，却又深信真正的好时辰在无涯的远方——在未来的此时此刻——这究竟是何种感触呢？
▲阿尔及尔
也许这次旅程让马克思回忆起青年时的那些失败了的梦，关于诗歌，小说，还有戏剧。他从蒙特卡洛写信给小女儿，艾琳诺，“亲爱的小杜西（这是她在家里的昵称）此处风光旖旎，而艺术使其犹为如此——仿佛魔术一般，小花园建在直通碧海的陡壁上的顽石之上，像极了巴比伦花园里一个个悬垂的阶梯。”
马克思绝不会在他的前半生里——至少是我们所知的文本中——写下这样的文字。那时候，他似乎必须藏匿自己诗性的一面；现在，这道闸门打开了，从笔尖汩汩流出的是一段段对风景与城市的描绘、对自然和玄奇的记述、还有他以前不愿表达的凡此种种。这个理性的囚徒好像一下子发现了潜藏在心中的感官知性。他允许自己在通往生命终点的路上信马由缰，徐徐而行，甚至在草草记下的思绪中，透露些许往日不堪设想的脆弱。但即便如此，他给了自己嬉戏的好奇心——这股一直以来驱使他探索的力量——多少真正自由的余地呢？
马克思的一生既是一场悲剧，也是对本真人格的上下求索。一直以来他都是个斗士，无所畏惧，无可匹敌，但到了生命的终结，他也变成了一具躯壳。最后的失败击倒了这个气数已尽的“摩尔人”。也许我们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衡量马克思这一生的“GDP”，那就是他的“本真”，自我判断，与对新知的开放态度。如是观之，得失只是次要的，因为对自己真诚的人也许会壮怀激烈，功败垂成，而背叛自我的人也可能胜之不武。
（文章系节选，
原载于《洛杉矶书评》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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