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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胡汇勤（纽约）

校对

PeterCat（巴黎）

编辑丨Joy（重庆）

本文首发于年1月4日

前影评人小克莱伯·门多萨以一部长片处女座《舍间声响》惊艳众人后，今年带着第二部长片直接进入了戛纳主竞赛。《水瓶座》这部影片有非常特别的气质，强烈表达着社会政治批判的同时不疾不徐地展开了一幅性感、柔韧、坚强、孤独的独特女性肖像。门多萨的电影语言丰富而满是活力，尤其当其主人公设定为一位乐评人时，影片中的音乐便充分和谐地参与到叙事中来，有机地编织着克拉拉的个人历史，也充盈着“水瓶座”这座个人生活的堡垒，而聚焦在命名影片的这座建筑之上，门多萨也使前作中便十分出色的对建筑空间，社区关系的描画更上了一层楼。

饰演主人公克拉拉的是有“南美玛丽莲·梦露”之称的索尼娅·布拉加，虽然电影节期间盛传其为影后热门，但到最后，《水瓶座》和本届其他一些优秀电影一样一奖未获，同时还因为主创集体在戛纳红毯打出“巴西正在发生一场政变”的政治标语，而被政府挡在了今年的申奥之门之外，然而电影的自由与生命本身也不由这些“外物”所书写，而在于人们在其中感受到的丰沛的情感与生命力。

《水瓶座》于九月底在法国上映，口碑相当不俗，尤其各大媒体都相继给出了好评。法国影评人CharlesTesson便在《第七执念》中表示“《水瓶座》是一部神秘而捉摸不定的电影，时而明快时而深沉……可称为当今电影的一大启示”。《电影手册》影评人LauraTuillier也指出影片刻画的日渐老去的女主人公与其青春活力之间形成的张力，以及建筑“水瓶座”中各种物件构建成的记忆之源和多方人物关系网，“这种具象唯物而又神出鬼没萦绕的意象大概就是《水瓶座》最美之处，它使得人种学家的精细和占星师的灵性得以共存”。事实上，《电影手册》对此片尤其偏爱，在年底将其选为了年十佳电影的第四名。

今天我们先在这里奉上杂志CinemaScope对导演的采访内容，让大家更多了解这位前影评人，排片人，去年的黑马导演，巴西本土深情的影像书写者。（朱马查/巴黎）

《水瓶座》导演：KleberMendon?aFilho

CinemaScope:虽然电影标题指的是Clara的公寓，“水瓶座”还唤起了“六十年代，clara的年代”这另一层意思，你在电影开头也展示了这一点。你有把这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视为价值观遗失的一种展现吗？

KleberMendoncaFilco:我没有把这当作一种有着负面本质的价值观遗失，而是一个关于事物如何改变的批判性观察，虽然这可能只是另一种“价值观遗失的展现。”“价值观遗失”让我联想起思乡病，我不认为思乡病对于努力生活是一种积极的元素。在写剧本时，我读了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Boym）的《怀旧的未来》(TheFutureofNostalgia),讲的是那些离开苏联或被迫失去苏联的人心中的“遗失”，这是一部美丽的散文式作品，讨论了在时间，政治，市场，记忆的力量和文化身份中遗失的价值观；我感觉它在用一种非常良好的方式与我交流。事情总会改变，时间对人类，社会，当然还有价值观造成影响，这是我在生活中，阅读中，当然还有电影，特别是老电影中，观察到的。

《水瓶座》剧照

我把电影开头的片段视为某种对于Clara过去的一次短暂回访，以及她个人的生活过往如何引向了她生命中，20世纪里其他人的生活过往，如同一个在现实中（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发生的电影时间线上的延伸。FellipeBarbosa，一位电影制作人和一位朋友，在看整部电影前看了那个片段，她告诉我她感觉那像是“Clara青春里的最后一个夜晚”，这完全说得通。就算价值观随着时间改变，有些人还是对自己保持着本真，这是一个永恒的挑战，尤其是对于女性。

CS:你个人作为影评人的经历让人很容易将其与Clara作为音乐批评家的身份联系起来。Clara有着地产开发商所没有的历史和文化观点，这个设定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在尊敬这个技能与职业。

KMF：Clara作为音乐评论人和批评人的身份算是一个我本人作为前电影评论人和批评人的反应，我没法隐藏这一点。我尝试去藏，但在戛纳电影节后我发现这是一个无用的隐藏。但我不觉得批评家们就一定对世界有着更好的理解，至少那些差批评家没有。在这个设定在现代巴西的巴西电影里，我确实在这个为艺术工作了一生的女性身上找到了一些惊人的政治性的元素。文化再一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脏话，而她可能会因为她真的享受书和音乐这种奇怪的东西而被视为外星人这一点也十分有趣。现在巴西的情况就是这么坏，所以我很欣慰Clara在电影里努力做她自己。

《水瓶座》剧照

CS:你说过这部电影来源于一串烦人的打到你家要钱的电话，这算是一种家庭入侵。你觉得这部电影算是一部入侵电影吗？

KMF：《舍间声响》从我坐下写剧本的那一刻就是一部入侵电影。在那部电影里有八、九个关于入侵的戏，从不明显的到明显的。当我在构思《水瓶座》时，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部电影的前提是一场彻底的围攻。我的意思是一个角色在她明确划分的环境里（她的家，在一个建筑里），被墙、窗户、门划分的环境里，她的家和楼都应该是安全的，家要比楼更安全，因为其他人也能进入这个楼里，她的公寓应该是我们都有的那个小巢，但它真的安全吗？接下来，理所当然的，人们尝试通过不同的攻击方式进入，虽然这些攻击很少是物理性的。有趣的是，电影中的“入侵”常常是十分电影性的，比如格里菲斯的《看不见的敌人》（AnUnseenEnemy，），这部片子是那么的短小却又简单，令人惊奇，它那种“安全被危害了”的感觉是非常电影性的。但在影像语言之外，这种感觉也在社会里，绝对包括巴西社会里，普遍存在。室内／室外，“这是我的地方，你给我走开”，“我们昨晚有一个拜访者”（也就是说小偷进来了），当然还有其他所有那些令人不悦的性暗示，即使这部电影不是关于女人的，一个被入侵的家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想法。

《舍间声响》

CS:一些导演，如克里斯·马克、安东尼奥尼、基耶斯洛夫斯基、蔡明亮，将城市视作一种角色和力量，你的长片作品和短片作品中都明显在拥抱这一条路线，你和累西腓（巴西东北部港市）的关系是怎样的？

KMF：我爱累西腓，那是我生活的地方。我了解那个城市，它丰富的历史，它强烈的性格，我甚至熟知它的气味。当有时候我问自己我如此热爱的累西腓是否真实存在，也许它在一片思想的云朵和充满希望的思绪里存在，也许我太悲观了。我讨厌累西腓的部分在于它被损伤了，它城市化和社会化分割线被市场，大商场，充满活力的热带城市（它本该有的面貌）中空荡荡的街道不断加强。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一个美丽的例子，去年SaoLuiz影院，一个年建立，至今保存完美的一个电影天堂（在那儿举办了许多当地电影节，包括我自己的Janela），举办了HiltonLacerda导演的本地电影《纹身》（Tatuagem）（）的一整年放映。在最后的一场放映后当时满座一千名观众一起在街上进行了一个大派对。这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SaoLuiz在累西腓的闹市区，一个一直被认为“不安全”和“不时尚”的地方，因为那些多元化的人，市长办公室里的人，还有中产阶级们觉得那个地方已经过时了，那个修缮过的影院太“老”了，这种活动是不寻常且奇怪的。

《纹身》

不仅仅是在累西腓，而是在巴西的多数大城市都是这样。这种应该每周末都自然发生的事情现在成了美丽的不常发生的反抗瞬间和为城市本该有的样子进行的一次庆祝。像累西腓这样的城市给艺术家们（这儿确实有很多很棒的人在做音乐、电影，还有其他）提供了一个资源丰富的画布去展示他们的才华。这个城市有那么多的矛盾，那么多耸人听闻的，超现实的事情发生，想法源源不断。不仅如此，当你熟知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可以用很多的细节展现它，比如Clara在那个和她侄子及女友一起的那场戏里，把海滩上的污水沟指给他们看。最后的最后，我相信所有的城市都是一样的，维尔纽斯（立陶宛首都）、累西腓、萨克拉门托（加州首府）、悉尼，把他们区别开来的可能就是他们的文化和他们各自的小细节吧。

《水瓶座》剧照

CS：在《舍间声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