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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马可·波罗时代以来的五个世纪西方美化中国形象的时代结束了。

长时段的“中国潮”在欧洲退潮，有不同程度、不同阶段、不同国家的表现。

所谓不同程度，轻则淡漠与遗忘，重则排斥与厌恶；所谓不同阶段，首先是追慕中国的热潮退去，然后是怨恨轻贱的态度生起：

所谓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法国曾经对中国投入了最大的热情，如今主要是淡漠与遗忘，从到这一段，法国的中国热情消退与遗忘，几乎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德国跟中国很少直接来往，曾经跟随法国时尚追慕中国，一旦发现受骗上当，怨恨最深，反思也最深，从赫尔德到黑格尔，德国思想家这一阶段对中国的思考与批判，最彻底最深刻也影响最为广泛。

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在现实中最密切，在观念中最疏远。即使在“中国潮”流行大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每年往来于广州与伦敦之间，英国社会对中国的态度，相对而言也显得不冷不热，反倒是负面言论多出自英国，从笛福到安森一直到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发表大量的中国见闻。

1、马戛尔尼其人

在后启蒙运动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转型的过程中，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马戛尔尼勋爵在很多方面都是他那个时代英国绅土中的精英。他博览群书，有丰富的政治外交经验。

乔治三世委任他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出使中国，给了他一次难得的机会，去中国“实地”考察。

这么多年西方人一直一厢情愿、滔滔不绝地讨论中国，赞美或攻击，但中国却从未露出过真面目或对西方人的热情表示过哪怕一丁点兴趣，赞同或拒绝都没有。现在终于可以去“直面”那个东方帝国。

漫长的越洋旅途中，马戛尔尼勋爵埋头阅读各种有关中国的资料，他曾下令旗舰“狮子”号的图书馆购置一个世纪以来欧洲出版的所有有关中国的著作。

他熟悉耶稣会、哲学家圈子里那些“中国迷”各种歌颂中国的陈词滥调，也熟悉笛福、安森的诅咒，孟德斯鸠、休谟的论证。

他是位政坛出身的英国绅士，显然不会像伏尔泰之流的法国哲学家那样容易冲动，慷慨激昂却空话连篇。当然更不会像笛福那类商人，只管说的话有趣、痛快、能赚钱，不管有没有根据与道理。他喜欢孟德斯鸠的逻辑的明晰与休漠论断的中肯。

他熟悉时下欧洲关于中国的各种流行观点，当然包括有关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论断。但理论终归是理论，现实如果不提出相反的证据，也会表现得更复杂。

2、马戛尔尼使华的三重使命

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肩负着不同领域的使命，政治上为不列颠王国建立与中华帝国作为平等的主权国家的外交关系，经济上扩大英国与中国的贸易规模并使其合法化，知识上了解中国的自然、器物、制度与人文。

这三重使命，在现实中的重要性，依次为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知识积累，但在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与差强人意的实际效果方面，次序却完全颠倒过来。

行前乔治三世委托的致乾隆皇帝的国书，将此次遣使的目的表述得很清晰也很高尚：

首先是发现世界，增进对世界的了解，尤其是对“那些因为君主制定明智法令并以身作则而臻于完善的文明国家”的了解，“中国有备受称赞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中国极度繁荣，赢得周边国家的仰慕”；其次是表明遥远的国家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与人民的幸福；最后，不论是增进知识还是增进财富，都需要在两国之间建立密切的制度化的外交关系，这样，“我们两国之间所有的误解都能被避免，所有的不便都能被消除，一种坚实而持久的关系将得以巩固，相互帮忙将会带来互惠互利”。

三重使命中最后一重才是关键，可出使的结果恰恰是最后最重要的一重没有完成。

乾隆皇帝以天朝的傲慢拒绝了乔治三世提出的主权国家之间平等的外交关系与自由贸易关系，马戛尔尼使团在政治经济方面无功而返。

3、马戛尔尼使华另一层含义

出使的最大收获，可能反倒是在“知识”方面，使团归来后许多成员都发表了出使观感，在英国乃至欧洲引起舆论热潮，确实“增进”并“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的印象。

P.J.马夏尔指出，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最终完成了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转变，坦率地说，西方最终从17一18世纪仰慕中国转向鄙视中国，似乎过去一直为那些别有用心的传教士制造的中国幻想所蒙蔽，现在终于认清了事实中的中国，一个邪恶堕落的中国。”

马戛尔尼出使前西方的“中国潮”已经退潮，有关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印象也已出现，只是还不那么确定。我们可以从马戛尔尼使团出使的一些细节“事实”上猜测当时人们的心理。

乔治三世国书中用外交辞令表述的中国印象，诸如“君主制定明智法令并以身作则而臻于完善的文明国家”、“备受称赞的制度”、“中国极度繁荣”之类，完全是重复过去一个世纪间欧洲流行的传教士与哲学家们对中国的溢美之辞。对这些话，乔治三世与马戛尔尼，未必当真也未必全然不信。否则他们不会赋予这次出使如此隆重的仪式。

多人庞大的使团，琳琅满目的礼品…马戛尔尼使团出使的文化“意义”中包含着一种文明较量的意味。

使团以为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出使，备有大量礼品（约件，在中国看来是贡品)，表明当时雄姿英发的英国对那个遥远的天朝帝国多少有点“敬意”与“尊重”。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些精心挑选的礼品的性质，又会发现另一层含义。

礼品包括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如天体运行仪、地球仪，最新的工业产品，如望远镜、钟表、布料、瓷器，各种各样的新式武器，如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利剑，最后还有一艘装备门大口径火炮的战舰的模型。

另外，礼品中尚有不少艺术作品，主要是绘画。

这些精心挑选的礼品有着深厚的用意。

天体运行仪、地球仪可以投中国皇帝的欢心，他们知道利玛窦以来两个世纪西方传教士就是靠历法在中国朝廷立足的；望远镜、钟表之类也是投其所好，皇帝与高官们都喜欢这些“奇技淫巧”；至于布料、瓷器，送给一个以丝绸与瓷器闻名世界的帝国，就别有一番用心，表明英国已有能力生产同样精美的产品，完全可以与中国文明平起平坐；最后是先进的武器，其中有炫耀的意味，更有恐吓。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东西两大文明一次暗中的较量。

4、马戛尔尼如何改变西方对中国印象？

佩蕾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中将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当作历史中一个“错失的机会”。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在中西关系史上，并没有改变现实，却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改变了观念。

使团的许多成员，从副使一直到使团的随团科学家、列兵、大使的仆人，回国后都发表了自己的见闻著作。

其中最著名的除了老斯当东的《英王陛下遣使觐见中国皇帝纪实，主要摘自马戛尔尼勋爵的文件》外，还有根据使团土官安德逊的日记整理的《英使访华录》和使团总管约翰·巴罗的《中国旅行记》。

约翰·巴罗的《中国旅行记》影响最大。

他的游记不仅文笔优美，而且言辞激烈，符合当时西方社会的潮流。《爱丁堡评论》赞扬这部“理智”、“直率”的著作，使中国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

该书除了纪行之外，专门讨论了中国的道德宗教、风俗习惯、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