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立陶宛结束了长达3个月的“锁国”。两天后，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GitanasNaus?da）在线上直播会议中发表国情咨文，呼吁开启立陶宛国家发展的新时期。总统在演讲一开始就强调，“国家建设发展的进程没有终点。今天，我们又为立陶宛制定了一个重要目标：建设一个公平、绿色、创新的福利国家”。他指出，“福利国家不仅是经济和社会指标，更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对共同利益负责和相互帮助”。在总统办公室网站公开的演讲稿中，这句话用黑体字着重强调，以再次强调总统对福利国家理念的重视——这是后疫情时代国家政策的指导理念。许多政治评论家表示，总统的演讲缺乏上一届政府演讲中特有的尖锐性和批评性。一些人甚至直接否定总统演讲的意义，批评其缺乏政治敏锐性。然而，总统的第一次全国演讲，旨在从更广泛的概念层面上阐述自己对国家建设的看法，以构筑理论框架。本文将简要分析总统的民族国家愿景、公民共同利益保障，以及一些受到新冠病毒危机而加速发展的方面。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之后，这些方面可以使总统的愿景在未来几年成为现实。今年上半年因新冠病毒疫情蔓延造成的全球和全国性紧急状况产生了三个关键因素，为立陶宛的民主政治提供了新方向，并深刻地重塑了民主政治活动的话语。首先，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之上，从而创造了一种新常态，即：在公众同意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对私人领域进行干预。第二，增加了国家在社会和经济中的作用，有助于加强中央治理，为自上而下地整合公共生活治理创造了可能。第三，创造了一种共识，即：把建立福利国家作为国家发展建设的一部分。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解释了在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中采取新方针的理由：“我们仍在学习如何作为‘一个立陶宛’(OneLithuania)。个人利益凌驾于共同利益之上。蔑视和嘲弄压倒了理性的批评和尊严。指责掩盖了援助之手。毫无意义的喧哗超过了对话”。总统使用的“一个立陶宛”与“两个立陶宛”（TwoLithuanias）的说法相对应。后者经常被用作立陶宛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代名词。这种不平等在经济转型期日益加剧，造成了人口外迁、影子经济（shadoweconomy）和选民政治倾向的波动。总统强调学会“作为一个立陶宛”而存在的必要性，并且间接指出，必须在社会和经济平等原则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一个立陶宛”的概念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旨在通过把散居国外的立陶宛公民也视为国家的一部分来扩大政治国家的范围——取代立陶宛政界的另一个流行语，即“全球立陶宛”（GlobalLithuania）；第二，围绕建立和维持福利国家的承诺，建立一个更加团结一致的国家，即全国公民共同体。总统在国情咨文中高度突出“一个立陶宛”的思想，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在后疫情时代，立陶宛将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如果说在建国的前30年里，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nationalism）、自由市场主义（free-marketliberalism）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建国的主要原则，那么，新冠病毒危机则为重塑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创造了条件。由总统宣布的新常态，得到了政府和执政党多数派（在某种程度上）的完全赞同，旨在自由民主国家和公民国家的概念基础上重新建立一个更加紧密团结的民族国家。这是政治学家所谓的公民民族性（civicnationhood）或公民民族主义（civicnationalism）的一种表现。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中心（CentreforHumanValuesofPrinceton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安娜·斯蒂尔茨（AnnaStilz）认为，公民民族性是指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围绕共同公民身份建立的政治身份。她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公民国家”，不需要通过语言或文化的共同点来统一，只需要公民具有维护其政治体制并接受其所基于的自由原则的意愿。因此，相应地，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目标就从“保护或促进一个民族文化”转向了“保护和促进一个民族国家及其政治机构”。公民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成为支撑这种转变的关键。因此，瑙塞达总统一再强调“信任”：“没有公民对国家及其机构的信任，对彼此的信任，就不可能有福利国家的存在”。总统进一步强调了建设福利国家所需的团结和政治共识。他说：“我是在建立福利国家的理念下竞选总统的。我希望建立一个能够解决贫困和社会排斥、腐败和影子经济、公共资源使用不合理等顽疾的国家；一个有愿望和决心在教育、科技和发展创新、高附加值经济方面引领而不是追随他人的国家；一个真正拥有尊重、正义、开放和团结的国家”。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团结作为立陶宛新福利国家的指导原则被提出。总统呼吁民众尊重这一原则。“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能建立一个被我们所有人掌控的国家：参与议会选举活动的各政党、政府机构、地方社区、企业和工会、公众和文化团体、医疗卫生和教育专业人员以及所有热爱立陶宛的人”。通过将公民民族主义思想主流化，总统（经政府和议会多数同意）正在重新规划议会选举活动。政治左翼（politicalleft，革新派——译者注）和政治右翼（politicalright，保守派——译者注）之间的传统划分已不再是选举的主要区别。这种传统的政治鸿沟带来的政治思想的重要性在后疫情时代的政治中已经失去了意义。没有了这种分化，以分化为生的民粹主义（populism）也就失去了政治动员的意义和来源。在这里，主要的“分母”变成了与共同利益的关系，将那些符合与不符合共同利益政策的人区分开来。如果不坚持这一总体指导原则，就难以组织和进行政治动员。在立陶宛，后疫情时代政治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干预程度，并形成了两个阵营。政府和总统坚持国家干预主义，倡导由国家机构推动的公民民族主义（建立国有开发银行的建议就是一个例子）。反对派则处于无法确立自身立场的艰难境地。反对派可以反对国家减少对社会和经济的参与，但由于这是作为“一个立陶宛”这一包罗万象的国家概念的一部分提出的，反对这样一个笼统而又广受欢迎、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概念，就会变得很尴尬。后疫情时代的政治话语，实质上是在没有其他可行选择情况下的话语，从而增加了疫情时期执政者的政治生存机会。最新民调显示，在反对派人气上升之后，选民的政治倾向又回到了上一次议会选举之前的情况。总统表示，他认为下一届政府将由中左翼政党（centre-leftparties）组成。然而，社会接受总统倡导并得到政府认可的观点，可能会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锁国”期间，总统的支持率下降了15％，表明无论理想多么崇高，领导风格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变革时期。（作者：LinasEriksonas；翻译：陈朔；校对：陈思杨；审核：刘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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