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昭华（主持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比较哲学与文明对话”三人谈。在对谈正式开始之前，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参加对谈的三位学者。

王庆节教授

第一位是王庆节教授，他是澳门大学特聘教授、美国杜兰大学哲学博士。王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当代欧陆哲学，东西方比较哲学和道德哲学等。近期主要著作有《道德感动与儒家示范伦理学》《海德格尔与哲学的开端》等；曾参与翻译《存在与时间》和参与主编《海德格尔文集》（30卷）。王教授在海德格尔哲学、德国哲学、欧陆哲学等领域都有非常精深的造诣，这几天他已经给大家做了多场讲座，相信大家都有很深刻的印象。

姚新中教授

第二位来参加我们对谈的著名学者是姚新中教授，（他是）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外国专家局高级文教专家，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院长。从年起，历任英国威尔士大学研究员，年担任剑桥大学ClareHall学院终身成员（LifeMember），年担任英国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年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

吴根友教授

第三位参加今天对谈的专家是吴根友教授，他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比较哲学与文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吴教授是比较哲学和比较文化的倡导者之一，二十多年来在该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这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工作非常卓越。吴院长在比较哲学与文明对话方面还有很多新的体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还荣幸地邀请到了南开大学周德丰教授，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大家欢迎。此次活动是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与武汉大学比较哲学与文化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为什么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我们当然是有自己的考虑。大家知道，今天是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一开始当然是在经济和技术的层面进行交流，但随着全球化不断地深化和拓展，必然面临一种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相互碰撞，乃至冲突。这样一来，以什么样的态度，并通过比较深化我们的认识，然后在新的认识基础上开展一个很好的文明对话，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而且这应该是摆在我们哲学工作者、广大理论工作者，以及整个人类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另一方面，这样一个趋势其实也是比较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什么要强调比较哲学？我们刚刚说是为了更好地深化和拓展认识。为什么要深化和拓展认识呢？实际上也是要回答我们中国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健全发展提供一个方法论和方向的引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明对话也是比较这些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和目标所在。因此要为未来人类的一种价值体系的重构，奠定一个深层的哲学基础。但是文明在传播的过程中，必然面临着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的难题。比方说怎么样才能够经过比较和对话，我们怎么样为人类的发展提供真正比较合理的指导。另外，在比较的过程中，特别是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过程中，这些价值之间的碰撞怎样才能由消极变为积极？怎样化解其中的不可通约性和内在的矛盾冲突，这都是需要认真思考与研究的。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这三位著名学者，他们在这方面学问渊博、造诣精深，而且有非常认真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今天他们也会把最新的思考结果奉献给大家，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三位对谈者。一、如何做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吴根友：好，服从主持人的安排，我先讲，抛砖引玉吧。选这么一个宏大的题目——比较哲学与文明对话，看起来很空泛，其实是有具体所指的。我们上午开了一个小型的比较哲学理论与方法的工作坊，在座的姚老师和王庆节老师，他们都是比较哲学研究的实践者，而且在这个领域里都有非常多的成果！比较哲学，可以说是文明对话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讲文明对话，可以从艺术的、历史的，甚至是军事冲突的角度展开，因为战争也是文明对话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它采取的是一种暴力的手段。所以，哲学，特别是比较哲学，恰恰是构成我们文明对话的一条途径。从文明对话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我们故意要搞对话，不是吃饱了撑的。今天的人类社会，正处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一体化也不是你想一体化就能够一体化的。它是从近代以来，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慢慢地经过几百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把人类既自然地，也人为地连接到一起，构成了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大家如果看过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其中有一个部分论述到资本主义社会对整个人类的贡献，就是讲资本主义把整个人类联系在一起，我们不仅每天消费其他民族的物质产品，我们也消费其他民族的精神产品。我们都看过从美国好莱坞引进的各种各样的大片，这就是精神产品，我们如果读过像《哈姆雷特》这样的名著，莎士比亚的一些作品，还有其他的作品等，这都是在消费其他民族的精神产品。所以我们讲，全球化时代让人类不同的文明，即那些本来是各自独立的，或者至少是一个区域性的文明，通过人为的、经济的方式拉到一起，这样一来就为我们比较哲学的研究，带来了这样一个现实的、历史的条件。其实，比较哲学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明清时期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像利玛窦（MatteoRicci，—）这样一个耶稣会传教士，他非常认真地学习汉语，而且学习的是古汉语，用古汉语来写哲学，介绍西方的上帝观念，而且从中国的“五经”，如《尚书》等里面寻找天和帝这样一些概念来证明中国也有基督教的文化传统，因为中国“五经”里面也有和他们信仰的上帝一样的东西。他要求整个传教士采取“文化适应”的策略来进行文化传播。而实际上，他所做的就是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工作。所以我们讲，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其实从利玛窦这样一批早期的传教士就开始了，在东西文化之间寻找这样一些可以理解的观念，只不过那时候的人们没有使用“比较哲学”这个概念而已。当“哲学”作为中华文化知识谱系中的一种知识、作为一门学科的时候，中国人才有哲学的观念。当我们在从事哲学研究的时候，有人会说，中国古代只有经学、史学、子学，没有什么哲学。没关系，这只是学科知识分类上的差异，就哲学的精神和思想的方式而言，中国当然有哲学思想。我个人觉得，全球化的过程，由于世界文明本身在实际的经济和文化的交往过程中处在一个对话的背景之中，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各自的文明与他者的文明，比较哲学就应运而生了。大家都知道，哲学是所有文明中最为精深的一个部分，也是最难懂的。通过比较哲学这样一个途径来达到对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促进文明之间更深的了解和沟通，避免矛盾和误解，然后避免亨廷顿所讲的“文明冲突”这样一种结果。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比较哲学之路来更好地促进世界上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对话，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来让世界各个文明之间出现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虽然最后能不能达到天下大同，我们现在不做这样的预言，但至少能够加强文明之间的沟通，促进文明之间的和平。我开始就做这样一个抛砖引玉的破题解释，现在把话筒交给姚老师。姚新中：今天非常高兴，上午我讲了，武大我经常来，每一次来都有回家的感觉，而且不仅仅是把校园当成自己的家，更重要的是这里有很多好朋友，就像是自己的亲人一样，像郭齐勇老师等等，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亦师亦友，所以到这来能够见到这些师长朋友，觉得特别高兴。上一次（来）就是参加吴老师主持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的开幕。揭牌仪式我也参加了，我认为可能在全球叫作“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的，这里应该是第一个。可能有一些其他类似的机构，但明确以“文明对话”这样一个主题来形成研究院的，我觉得在全球应该是第一个。这也证明了武大在这方面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立足珞珈山，放眼全世界。祝贺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我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对谈活动，实际上这和我自己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关系。对于这样的主题我们这几年谈了很多，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都是从一个非常封闭的、孤立的、孤单的存在，走到了一种具有一定世界性的存在。当年我下乡的时候是写了保证书的，发誓要扎根农村干革命、干一辈子，当时绝对想不到我能有后来的发展。我在伦敦（大学）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我的学生世界各地的都有，美国的、欧洲的、非洲的、南美的、亚洲的，我跟他们讲，我说我根本想不到自己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能面对来自全世界的学生讲课，而且你们愿意来听我讲课，这本身就证明了这个世界正在走向共识或者说正在形成共同体。就我个人的这种经历，使得我对于文明之间互相交流、互相沟通，还有互相对话、互相理解，满怀深深的敬意和积极参与的意识。现在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给本科生上两门课，一门叫全球化伦理学，今年第一次开始讲，其主要切入点有二：一是想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伦理学的问题；二是想从伦理学的角度来审视全球化进程和它产生的问题。第二门课是传统与现代化，因为我认为文明对话离不开中国走向现代化这样一个进程，如果你离开从传统到现代化这样一个进程，你就很难说得清楚今天的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以及未来的走向。在这两门课里面，我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就是说全球化虽然表面上或者说它的动力主要来自经济、科技、交流、交通等等，但它本质上是一个伦理价值互通、互鉴、融合的问题。如果在基本的伦理价值方面，我们不能逐渐地由异走向不异，不能从差异、分割、冲突走向共存、共生、趋同，那么在全球化这个问题上就可能处于一种不知所措或者无法推进的状态。但是在价值方面要寻求这样一种共识并非易事，“和而不同”说着容易，但真正做到是非常难的。在过去的几十年，我参加了很多次所谓的宗教对话、文明对话、哲学对话，这些对话的参与者中包括几乎所有的宗教界领导人或学术界知名学者，既有佛教的、犹太教的、基督教的、天主教的，还有儒家的、道家的，我们在对话中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能否通过对话确定不同宗教教义、学术、践行等方面的最大公约数或最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在这几十次的对话里面，我感到大家都有一种迫切的愿望——都在寻求我们作为人类所共有的一种价值底线和目标。但非常遗憾的是，我感觉这种对话实际效果并不是很大。经常是开会轰轰烈烈，谈话的时候大家也都在谈各自的不同观点，比如说这次主题是世界和平，那么每一种宗教都在说自己的宗教是非常热爱和平的，是反对暴力的；然后下一次又讲公正，马上说自己的宗教特别强调公正，并且说有很多的这种思想资源都可以深挖，但是最后，对话结束了，一切也就结束了，就是说我们看不到实际的效果，现实中该打的还是打、该乱的还是乱、该不公正的还是不公正。像这种对话在什么层次上具有意义，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它具有实践的效果，这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今天我想通过这个对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说，我们如何通过对话的形式，使我们更加宽容地对待其他不同的（文明）体系，让我们更加真切地认识到这个世界实际上是由不同观点、不同思想、不同倾向的人所组成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谈论文明对话的时候所要注重的一点，就是说对话本身它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你要把对话做成一种目的的话，我们就很难取得效果。所以说，在我们讲究对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如何更有效地进行交流，通过对话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其实这又回到了为什么从文明对话要进入到比较哲学这个问题上。因为文明最核心、最根本的东西，只能是哲学理念、哲学理想、哲学价值。如果在哲学层面上我们不能解决基本的理念差异问题，文明对话可能就会流于形式或者流于表面，而无法渗透到实质。当然，比较哲学，我们上午也进行了讨论，我个人认为现在还处于一种“初期阶段”，就是说，虽然有很多人在做这些研究（武汉大学对这方面的研究历史比较悠久，已经有二十或者二十多年了，像吴老师，还有郭老师，以及很多其他老师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相比之下，它还是一个相对不成熟的状态。那么在比较哲学领域，我们该如何去做？第一，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都是有责任、有能力进行深入比较的，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座的这些年轻的学者、学生身上，因为未来是你们的。整个世界的趋同之势，也要靠你们去推进。而且我在想，我们这一代人是从一个偏僻的、一种孤立的存在到一种世界性的存在走过来的。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将来你们会走到什么程度？我现在根本没法想象，估计现在你们也没法想象。将来你们所面对的绝对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体系、一种伦理观，而是整个世界，那个时候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和你们同代人如何认识，如何进行文明对话、比较哲学以及如何认识和思考不同文明体系价值差异等问题。因此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是搭桥梁、建平台，做一些基本的、基础的工作，希望通过我们初步的工作，让你们能够更上一层楼，能够达到从世界文明的视角实现不同文化、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交流、交通、共存、共在这样一种境界。我也是展望性地说说这些话，希望对你们有一点启发。王庆节：首先祝贺吴老师的著作出版！武汉大学专门成立了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说明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走进了这样一个时代，大家开始严肃地思考比较哲学和文明对话的问题。比较哲学以前好像名声并不是那么好，我们有时候都不太好意思说自己是做比较哲学的。我自己是学西方哲学出身，有人说王老师你怎么去做比较哲学？言下之意我不值，也不该去追这个风。我说我不是追风，这的确是我的兴趣所在。比较哲学又叫东西方比较哲学。有些人会说，中国的学问你做不好，就到中哲的圈子去讲西方哲学。而西学也做不好，于是又跑到西哲的圈子讲中国哲学，结果就是不东不西，而更坏的结果则不是东西。面对如此激烈的批评，我们做比较哲学的，应当怎样回应，让自己讲的东西真正是个东西。怎么样才能是个东西？我们整个上午实际上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要进到这样的境界里去，把比较哲学做成具有“合法性”的东西。刚才，吴老师和姚老师都在谈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讲这个标题，我该从哪儿讲起？还是从最根本的问题说起吧，即什么叫比较哲学？什么叫文明对话？我的理解是这样，首先，无论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我们处在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为什么会有文明冲突呢？因为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我们今天还在饭桌上聊四十年前我从南京去北京上学的事。那时，我们要坐一整夜的车去北京，我记得非常难熬。后来，我坐飞机到美国也是一整夜的时间。四十年的变化，当时去北京就像今天去美国差不多。所以我说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而这个世界的变化速度要远超过我们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的速度，就会有冲突，就有了不同文化间对话的需要和必要。对话或者冲突最基本的表现，或者最根本的表现就是文明冲突，而哲学观念、哲学价值是所有文明赖以维系，或者说是从发源处就构成的最核心的东西，我们讲“轴心时代”，其实讲的就是这个东西的形成。所以，文化或文明冲突背后实际上就是理念之间的冲突。昨天下午，我在这里讲“道德两难”，实际上讲的也是这个（郭老师今天在场，我昨天在“攻击”你的儒家观念，现在没有，哈哈！）。郭老师是当今第一个发起关于“亲亲相隐”讨论的，对这个问题做一个严肃的哲学思考的学者。“亲亲相隐”的问题，就像昨天下午讲的，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比较哲学的问题。我们今天面对的文明冲突，通过体现儒家基本价值观的“亲亲相隐”问题显现出来。传统儒家的解释跟自由主义的以个体自由与人权为根本的价值理念发生冲突。这不是你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说它是冲突也好，对话也好，总之它是一个历史事件。所以，“比较哲学”与“文明对话”，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当然我们三个人可能都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刚刚姚老师讲得很好，实际上这个工作的重任是属于在座的，是我们这些在场的年轻朋友的任务。比较哲学属于哲学或者任何思想的核心，说实话，它应该不是现在才有的。没有对话、没有比较，就没有思想。所以哲学思考在某个意义上是从“比较”开始。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都是学中国哲学专业的。我们读中国哲学，读儒家，首先都要读《论语》。《论语》第一章叫《学而》，讲我们学习的事，《学而》开篇第一章一共有三句话，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比较少见到有人可以真正讲清楚这三句话之间的关系。我查了文献，有一些文章谈到这个问题，但其中的观点很少能让我信服。但如果从“对话性学习”的角度来说，我们也许可以给出一个融贯的解释。第一句从“习”来讲“学”，即孔子的“学而时习之”。首先，学是向老师学，也就是向传统学。这也就是为什么韩愈《师说》第一条就是“传道”。因为是向传统学，“习”才显得重要。“习”首先是复习，当然还有练习、演习、预习，这些都说明学习是个过程，时间过程和历史过程。恰恰是这些，就使得学习作为“对话”成为可能。“复习”是什么意思？“复习”本质上就是跟传统对话，我们儒家做学者的，做哲学的第一任务，就是要把传统传下去。传什么样的传统？这就是复习，而复习的第一要义是重复，一代一代的重复，把根基承传、承继下去，这是做学问的最根本的功夫。“复习”作为和传统对话，并不是一种无根的、表层的重复，也不是为重复而重复的盲目重复，而是在学习和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在预习、实习和演习的实践过程中展开、拓展和发展。因此，“学习”只有在这样的与传统的对话过程中，从过去，依现在，向未来，才可以出新和创新。那么第二句“有朋自远方来”讲的是什么意思？“朋”今天一般讲是“朋友”，“学习”跟朋友有什么关系？我的读解依据的是“同门曰朋”，也就是说学习要和自己人一起学习。“自己人”就是“同学”，我们学同样的经典，我们有同样的老师。“朋”的字形说的就是“排排坐”，就是你我坐在一起。大家学了同样的经典，我们的老师也相同。大家学完了，到各地去了，你有不同的观念，你有不同的想法，去理解、去体悟、去实行。等你哪天回来了，大家很高兴，互相交流，这就是跟同伴学习，跟同门学习，跟同学学习，这个学习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对话的过程。第三句怎么解释？就是跟与你不同观点、不同立场的“别人”学习。他也许和你不同门，不是出自一个立场、一个老师，甚至一个传统，他是“别人”。他不认同你，“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乎”，你学做君子，就要有一种开放的心灵，就要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师门、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传统、不同的价值之间学习。你至少要宽容，不要发脾气，不认同他的观点，但要尊重他说话的权利。你要允许他人批评，要听得进去，这也是儒家传统之“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我说，没有对话、比较，哪来的学习？这是我们的老传统，也是儒家学问的开端。当然，如果就西学的传统讲，内容就更多了。“对话”的概念，可能就是从苏格拉底、从柏拉图、从亚里士多德这个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那里来的，所以，“对话”对哲学是生命攸关的事情。哲学和思想就是要在这种不断的切磋、不断的交流，跟自己相同和不同的观点、立场展开对话，才能够成长起来。所以我觉得，研讨会这个“比较和对话”的题目起得非常好。这就引向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问题的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对话？吴老师讲了，“对话”要避免成为一种“判教型”的对话。要“判教”，我们就得有一种立场、有一种真理性的预设。然后我们才可能用这种立场去评判其他所有的学问。这样的结果好像是最后证成我的学问最高，或者只有我的信仰正确。我欣赏吴老师下面这个说法，即不是要从“教”而是要从“道”，这也是庄子的说法。不是说你信从什么观点，然后别人就按照这个来说，不信我，就是异端，那是一种极端宗教的说法。当然，任何宗教里都有判教的传统，但在哲学上说，走向极端，最后导致的就是一种自我中心，或者文化霸权。所以需要对话、需要沟通。从“判教”到“对话”，再到“会通”，我想这是吴老师这本书的核心思想，他从历史传承讲到当代研究，总结人们做的工作，就是沿循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既然如此，那么我在想，从理论上说，怎么样算是达到“会通”呢？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什么叫会通？或者我们在哲学上怎么理解会通或者对话这个概念？可能有哪几种类型的会通和对话？我曾经在我的一篇英文论文里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区分三种不同类型的对话。第一种对话是我们最常见的对话形式，我把它叫作conversationaldialogue，即“交谈型对话”，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对话。比如说我问“你吃过饭了没有”？你答，“我吃过饭了”；你问我“外面下雨了吗”？我说，“是的，外面下雨了”，等等。这些日常对话所进行的是一般信息的传递和沟通，我们不妨将之称为信息式的对话。这种对话强调的是什么呢？是信息内容的正确性、准确性，以及信息传播的有效性。我一个简单的问题问这是什么？回答的人给我绕圈子，绕来绕去，讲话太啰唆，讲不清楚，这会让听话的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所以，清楚明白的信息传递和沟通在这种对话中是最重要的事情。这种对话是最基本的，也是所有其他类型的对话，包括哲学和思想对话的基础。例如我们无论讲孔子还是讲康德黑格尔，第一个要求是要讲清楚、讲明白，即孔子或康德关于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讲的？在哪里讲的？什么意思？前因后果有哪些？这就是第一种类型的对话。第二种类型的对话，我把它叫作argumentativedialogue，即“论辩型对话”。论辩型对话是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哲学要有论辩、有论断、有论证、有结论。有人说西方人讲逻辑，我们中国人比较少讲逻辑，这不是没有道理。我们中国人往往讲了很多话，但缺乏论证。比较少说明怎么就得到这个观点的？论据是什么？可能提出什么样的反证？这些反面的可能性中，有哪些是合理的？有哪些是不合理的？要有论辩性的对话过程，还有需要对话中使用的概念清晰，即一个概念，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需要定义和分析，这些当然都是西学的长处。所以，在进行论辩型对话的时候，不能鸡对鸭讲。比如我现在讲桌子，说我的这个桌子好，那桌子好是什么意思？我说是它的制作材料好，你讲这桌子不好。你所谓做得不好，不是材料不好，是指它没有被设计好。这样讨论或辩论问题，不是纯粹吵架吗？所以要论辩，首先要弄清楚我们辩的是什么东西，依据什么原则和规则？采用什么方法？如果这个清楚了，谁对谁错，判教当然是有意义的。这个事先弄不清楚，那争论就是鸡同鸭讲，你讲你的、我讲我的。这种对话跟第一种对话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种对话，目的在有效的传播信息，而论辩型对话的目的在于求真，在于得到真理。今天科学性的研究和思考往往采用这种对话性的方式。还有一种情况，论辩型对话的对象并不一定在狭义上指对谈中说话的对方，而是“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可以是具有普遍性的一般听众，也可能是论辩对象之外的某个特殊群体。比如美国总统辩论，特朗普和克林顿在辩论，但他们都不是想要去说服对方，他们各自要说服的是那些认同或可能认同他（她）的听众，如果听众接受了他的价值取向、他的预见、他的论证，就成功了。所以这叫论辩型的对话。还有一类对话，区别于前面讲的两种，我把它叫作启发型或者启示型的对话，英文可以称为enlighteningdialogue或者revelationdialogue。这时，我们进行对话往往既不是真要去了解对方的信息，也不是要和对方争辩他的论证是多么糟糕，或者为他的雄辩折服，而是另有目的。这类对话在中国传统里面有很多。例如，什么叫“一字之师”？什么叫“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所谓的“对话”中，别人偶然的一句话，甚至一个不起眼的动作，让我一下子豁然开朗。可能我是误解，但没关系。在这里重要的事情也许并不在于对话中的他提供的信息量，或者它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对我有没有用，等等，而是对方的一句话把我以往累积的知识，以往的所思所得贯穿起来，一下子得到融会贯通，让我得到了启示。这种类型的对话，实际上是某种深刻意义上的思想对话，对于我们的比较哲学和跨文化对话，尤为重要。就像刚才姚老师讲的，我们开个比较哲学或宗教的会，大家都来分享关于这个问题，基督教怎么讲的，伊斯兰教怎么讲的，儒家又怎么讲，我们来个信息共享和互通，这样做不是说不重要，这也非常重要，但还不够。这还不是我们讲的思想对话。当然，对话也要讲概念分析，讲论证过程，要讲逻辑，但这些还不足以成为我们讲的思想对话的目标。在比较哲学或文化间对话的层面上，我们应当更重视思想的对话。因为我做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所以讲个海德格尔的概念。海德格尔发问什么”叫”思想？这实际上说的是思想期待唤醒，期待打开。正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对话或启发型对话的情景，才是比较哲学或者文明间对话需要发扬的。我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什么”叫”比较，什么”叫”对话。那么具体来说，我们怎么去做比较哲学呢？这就涉及我想讲的第三点。在今天的条件下，大家都说中国哲学要有并且也应该有合法性。但这个问题的发问本身，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先不谈那些政治正确的问题。一般说来，你要跟人对话，你首先要有料，有思想，对吧？要实实在在地提出不同的观点，实实在在地把概念弄清楚，大家讲理，对吧？当然有不同的讲理方法，这就呈现出某种对话的方式和可能。例如，在西方，人们比较爱讲“真理”——一个命题，论断的真假。而在我看来，这与我上面讲的第二种类型或者第一种类型的对话比较相近。我觉得，在中国，虽然逻辑论辩的传统不如西方深厚，但也不是不要讲理。人更多看重的一个概念叫“讲道理”。讲道理跟讲真理不太一样。中国人讲道理，说这个说法或者这个做法有几分道理，或者说蛮有道理，或者说没什么道理。这里既强调讲理的理性分寸，也加入了不少理性之外的情境考虑。但“讲真理”不会这么说，真就是真、假就是假。所以，中国人的文化不是不讲理的文化，但这里讲的理可能不是你讲的理，但你要真把这个理给他讲出来了，讲清楚了，我想西方人也能接受。中国文化传统也教人讲理，但不仅仅讲论理，还强调讲情理、讲事理，这些都是理，但有不同的讲法而已。也许可以说，道理要比真理的概念和含义要宽，讲真理是讲道理的某种特殊，甚至极端的情形。除了上面所说的，通过厘清不同文化思想传统中所用的概念来达成比较哲学对话之外，还有一种比较实际的方法就是更多